1941年9月的一个上午，与我联系的张达平陪同我走进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家咖啡馆，见到了一位身穿西装气宇轩昂年近三十的人。张达平轻声地告诉我说：“这是我们领导同志老杨!(后来才知道他是新四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杨斌)”老杨要我明天护送一位重要干部去苏北，沿途必须保护好他，并吩咐我办妥去张黄港的船票和订好舱位，最后约定明天下午四时在外滩，他把护送对象交给我。
动身那天，老杨准时带来了一位年近四十的同志。他再三叮嘱我途中务必要处处留神。我打量了一下来人，中等个儿，身穿长衫，看上去像是一位教师。我俩扮作去苏北做生意的客商，我是他的伙计，路上遇到查问，由我应付。
我们乘的“安泰”客轮，舱位是船上员工让出来的卧室，比较干净、清静。下午五时，客轮缓缓开出，到了吴淞口船靠码头时，有四五个日本鬼子牵着一只大狼犬上船“检查”。鬼子兵朝旅客行李东踢西捣，狼犬用鼻子嗅来嗅去。我和护送的那位干部对视一下，就像没什么事发生一样镇定自若，鬼子兵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后才下了船。
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船抵张黄港。当时港口滩浅，客轮抛锚江心，一群驳船靠近客轮迎客上岸。这时，我随老交通员戴方俊同志头次到苏北时在港镇见到过的一个人主动过来叫我：“罗先生，我是王老板店里的。”接应的人来了，我一阵惊喜，立即和护送的那位干部一起上了他的驳船。港岸出口处设了检查卡，鬼子兵和伪警横枪上了刺刀，虎视眈眈地逐个检查旅客。来接应我们的人主动和伪警打哈哈，顺利地通过卡子，把我们带进旅店。王老板热情地把我们引进内室，招待我们吃了点心后雇了辆独轮车，把我们送出旅店。当我们正在步出港镇时，隐在碉堡边的鬼子兵突然大声喝住，伪军上来盘问：“你们干什么的?”我笑着答：“做点小生意混口饭。”鬼子兵示意我们把鞋子脱下来逐只检查后，一挥手，算是放行了。独轮车咿咿呀呀，到下午三时左右，车夫神秘兮兮地向我伸出四个手指，说这里是“四爹”(新四军)活动的地方了。我们精神一振，下车步行。车夫高兴地唱起了《黄桥烧饼歌》：“黄桥烧饼黄又黄哎!黄黄烧饼慰劳忙哎。烧饼要用热火烤哎，军队要靠老百姓来帮……”我护送的那位干部也精神振奋地引吭高歌《延安颂》。尽管我们已赶了六七十里路，步伐却越发轻松了。傍晚，我们到“家”了，跨进交通站住的群众家里我连呼：“储站长，储站长!”出来的是一位大娘，告诉我说上午鬼子、二黄(和平军)下乡掳抢，站长他们不知转移到哪里去了。我顿时一阵头晕，因为我只来过这里一次，只认得站长姓储，别的人一个都叫不上来。想到老杨叮嘱“必须保护好他”的话，我立即拉起护送的那位干部的手向庄子外跑。其时田里高粱已收割，捆成一束一束竖在田里，我们正好把它权充“隐蔽体”钻进里面，那位同志平静如常地打开包袱，取出一条毛毯，朝地上一铺，我俩默默地躺了下来。此时，我只恨自己上次随老交通员来时，没把周围情况搞搞清楚，现在可怎么办呢?我正苦苦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办时，忽听得有人大声喊叫：“小罗，小罗!”听声音正是储站长。原来那大娘见我带了个同志急匆匆走了后，立即奔往农抗会，找到储站长。大娘一说我的模样，储即知道必是新来的上海交通员小罗。他怕我们迷路走岔出事故，立即前来寻找我俩。
晚饭后，储站长送我们到离此不远的芦港，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庄子，新四军一师一旅司令部驻此地。司令员叶飞一见我护送的那位同志欣喜地高呼：“邓政委，你果然来了!”
次日上午，苏中三地委的书记韦一平、专员朱克靖等同志都来看望邓政委，韦一平说下午要开干部大会，请邓政委报告苏南反“清乡”斗争情况。
护送任务完成了，我向邓政委告别，他紧握我的手说：“谢谢你，小罗，你真是一个好同志，祝你在工作中好好学习。”司令部派了一个年轻的同志伴送我到靖江的新港码头。让我乘夜班轮返回上海。回到上海，组织上称赞我任务完成的很好。事后我才知道我护送的那位邓政委是大名鼎鼎的苏皖区党委书记、新四军苏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仲铭(邓振询)同志，那次他是应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之邀，去苏北盐城参加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的。
这位身经百战的我党优秀的领导干部，1943年8月3日，在江宁县禄口反“扫荡”中牺牲，年仅三十九岁。当年我护送他去苏北时他遇事泰然镇定，放声高歌《延安颂》的神态，令人无法忘怀。我和他告别时，他曾嘱我“在工作中好好学习”。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