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可怕的沉默，时间似乎凝住了，就像历史本身停住了脚步，恭候会议作出与西路军成败攸关的决策。
陈昌浩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重返旧地，坚持斗争，等候中央新的指示，等候时局新的转机，为了避免出现他与总指挥昨晚那种争辩，他提出了防止军事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逃跑。
与会者都是从历次路线斗争中过来的，这两顶沉重的政治帽子扣在会场上，哪个还敢轻易表态?哪个还敢提不同的意见?
所有与会者都不愿意先发表意见，有的埋头吸烟，有的看着手中的地图，却都在思考如何说好。
显然，陈昌浩提出重返倪家营子，出乎大多数同志的意外。虽然他讲了一、二、三、四条西返的理由，但是大家在东返自救的兴奋遐想中走得太远了，要想扭转回来是困难的。
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不管是直接接触还是间接了解，都知道陈昌浩的个性特征：他是才学渊博的知识分子，能写文章，能讲演，讲起马列主义来一套接一套;懂好几国洋文;他年轻气盛，有才华，有热情，有干劲，做事雷厉风行。仅就这些，还不能获得许多工农干部的尊崇，因为他们最瞧不起“夹皮包，作报告，会总结，会提高”的只讲空话不干实事的领导者。而陈昌浩兼有文官武将的共有特色，既是理论家也是实干家。在鄂豫皖根据地时，张国焘也让他三分。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张国焘称之为二十八宿)之一。那时，他瞧不起张国焘，认为他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者。可是，当生活转入新的航道时，他们都跟着急流转弯，在整肃鄂豫皖党政军组织时，陈昌浩发现张国焘并不右倾，在大肃反时，却是苛烈绝情、左得出奇。
左的人并不事事都左，右的人也并不事事皆右。后来，他与张国焘一道工作期间，一直配合得很好。他忽然发现原来的所谓左、右，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就像两个人共攀一座陌生的荒山，一个说从左边上好，一个说从右边上好，目标都是一样，既可以争个面红耳赤，也可以平心静气商量一番。
当陈昌浩由共青团分局书记接任曾中生的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时，他和张国焘在大政方针上就完全一致了。在白雀园“大肃反”时，两人配合得紧密而且默契。自从他当了四方面军的总政委之后，简直可以说是不可一世了。那时他才二十五岁，并不是成熟的年龄。他那文化人好冲动的气质与他独挡一面的重任，是不相适应的。他并没有发现他的地位犹如身处悬崖绝壁的那种致命的危险。
他肯干、敢干、能干，他甘冒锋镝亲临前线，这里摘引总指挥在事过五十年后的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回忆：
那天白天，陈昌浩坐上飞机到黄安上空扔炸弹，散发宣传品，骚扰敌军。这架德式机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军用飞机，我们于一九三○年初在宣化店缴获的。驾驶员叫龙文光，从南京驾机回四川，迷航后汽油烧完，被迫降落在根据地。飞机运到新集后，陈昌浩坐上它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那时才二十七岁(据史料记载，陈昌浩一九○六年生，此年应为二十四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也拿着手榴弹，逼他听指挥。
此外，还有许多令人听之颇为纳罕的事：
一位局长正因一件十分挠头的事而烦躁懊恼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想也没有想就骂了句：
“他妈的，偏在这种时候来电话，你就不会等一会儿吗?”
他“啪嗒”一声，把耳机拍到支架上，竟然没有听出这是总政委的声音。
陈昌浩丢下电话，催马找到那位局长，搂头就是一马鞭。那位局长竟然忍受了。也难怪一方面军在长征路上与他们会合后，深感四方面军中有军阀作风。
四方面军的参谋主任舒玉章是个刚直不阿的人，因对前线情况的看法与陈昌浩不同，激烈争论起来，拍了桌子，后来，陈昌浩竟然把这个“犯上作乱分子”当成反革命处死在沙河滩上。
凡是从鄂豫皖来的四方面军的干部，对白雀园“大肃反”莫不谈虎色变，心胆震颤。在五十年后，总指挥有这样一段回忆：
我和程训萱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住檀树岗程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有见面团聚的机会。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叫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悄悄对我说，程训萱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
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这次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仍然笼罩着往日大肃反的暗影：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设想，不同的方法，很容易被当成路线问题，很容易被当成反领导也就是反党问题，谁还敢畅所欲言呢?
大家都等待着总指挥发言，以便从两个领导人的意见中作出选择。总指挥坐在右角上，一袋接一袋地吸烟。他的内心是激动的，可是，冲动，不是他的性格。
大家都互相交换着眼色，互相鼓励着对方先讲。连李特这样好放炮的人也沉默无声。
陈昌浩看出大家要等候总指挥讲出不同的意见，便用锐不可当的目光巡视着会场，声凝字重地说：“大家还推托什么?有话就说嘛，关于行动方针，我和总指挥昨天晚上就讨论过了，今天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嘛，集思广益嘛。”
语调之冷，令人触之若冰。他开始点名了：
“老王，你是副总指挥，你先说说吧!”
王树声一向是真诚坦率的人，敢于耿言抗辩，直展胸臆，从不转弯抹角。但他的弟弟妹妹在大肃反中被捕被杀的余悸仍留在心头。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说得十分谨慎：
“我们这次胜利的确不可低估，对我军武器弹药的补充，对我军士气的鼓舞都是很大的;我们损失小，缴获大，也是以往战斗所没有的……”王树声顿了一下，很艰难地说出了一个“但是”，他说，“但是，这次胜利是很值得分析的，马元海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连串的得逞，冲昏了头脑，他总认为我们像惊弓之鸟漏网之鱼那样只顾奔逃，所以他长驱直追;骄兵必败，敌人的失败在于麻痹轻敌，而不是力量薄弱……可是，再返回倪家营子，我们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战机?我想应该慎重考虑。”
陈昌浩的脸色阴沉沉的，他有些不耐烦了。这种发言听来似乎对他的主张并不反对，但是，也不支持。不支持也就等于反对，只是不愿说出来就是了。他希望得到参谋长明确的支持。他目示李特发言。
李特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他是军政委员会的常委之一，王树声却不是。李特一向是站在陈昌浩一边的，而且，跟得很紧。由于处境和地位不同，在东返还是西返问题上，李特却很难无条件地站在他一边。
陈昌浩考虑的是如何取得中央的信任，李特和总指挥、副总指挥一样，考虑的是部队的处境，部队的生存。这个好放大炮的人的发言比王树声还要谨慎，因为他更为了解陈昌浩的性格。
在他心目中，陈昌浩是坚毅果断而有强烈事业心的人。这是他的突出的长处，可是，他十分严厉，甚至非常极端，如果他喜欢你，就会极力赞扬你，赋予你很大的权力，赏无吝色;若是他对你产生了反感，就会毫不留情地惩罚你，杀无怜容。
“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还不太了解全局。昌浩同志在我们没有中央指示情况下东返自救的考虑是正确的，从我们西路军的局部来看，东返是应该的;可是从整个局势来看，是不是妥当呢?当然，重返倪家营子，艰险也不可轻视。我看，最好在这里暂停，听候中央的指示。”
李特耍滑头，绕了个大弯，似乎给会议献了个两全之策。自身的经历使他体验到一种人生哲理：人人都懂得“忠言逆耳利于行”，可是，历史上愿听逆耳之言者能有几人?!
陈昌浩脸上的灰斑变成了深茶色，眼睛不再看任何人了，只盯着眼前的地图。他所期待的衷心支持和热烈拥护落空了。无疑，这对他的自尊心是一种强刺激，对他的无上权威也是一种挑战。当然，平时，对他的某些主张是可以讨论的也是可以反驳的，那是在他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他已经作出的结论。
他两眼冷峻地盯着地图，并不是想根据已有的意见改变自己的决定。即使是聪明人，当他钻入牛角尖时，也会蒙住了智慧的眼睛，听不见理智的呼声。他面对地图视而不见，他的思想在痛苦地对抗面前出现的现实，拐进了歪道。他感到会议出现的状况不仅有伤他的尊严，而且意味着背叛，他甚至猜疑总指挥背着他向其他人做了说服工作。他的胸中涌动着受辱的愤懑之情。他的感情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很脆弱。
长期以来陈昌浩习惯于周围的人不加争辩地赞同他的意见，好像已经成了一种常规。这种只能赞成不能反对的环境把他的感情养娇了，把他的理智弄乱了。他的本来已经十分顽强的自信心，在赞扬声中得到滋养而迅速膨胀起来，他总是认定自己的判断万无一失，并且说出这些判断时毫不犹豫。
陈昌浩在烟雾腾腾的客厅里，感到一种凛冽的寒气，寒气里弥散着苦涩的畜粪气味。他把地图向前一推，准备大发雷霆，但他强抑住了，只觉得许多痛苦的思绪在心中翻滚，一腔怒气涌上了面孔，他说：
“即使等候中央的指示，也要返回倪家营子去等。我觉得我说的理由已经够充分了，越在艰难困苦中，我们越要坚定必胜信心……悲观失望是十分危险的!”为了加重最后这句话的分量，他用拳头擂擂铺着地图的方桌，重又说了一遍。
这一来，与会者的脸色变得窘困而又难堪，蒙着一层愁云，严肃到近乎阴森。在这种气氛中，很难进入深沉的思考，站在铁刺笼中跳舞，谁还敢随意伸展手脚?
一向对军事行动不表示任何意见的政治保卫局长克制住焦虑不安，叹了一口气说：“困难总是有的，我看，还是由领导同志决定吧!部队嘛，令行禁止，没有任何打折扣的余地，革命，就是坚决战斗到底!”
这话，很难说对错，可是，它解脱了与会者的重负。有时，大家希望充分发扬民主，可是，这个“民主”要承担严重政治责任时，大家又感到还是领导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干来得更安全些。
几个军的干部也都表示遵从领导的决定。本来，军政委员会就是一个集体领导机制，理论上是完美无缺的，少数服从多数，可是，自从张国焘的家长制作风形成后，民主集中制成了一种形式，还是第一把手说了算，约定俗成，大家希望陈昌浩最后表态。
陈昌浩重又把推开的地图拉到自己面前，这的确是独挡一面的领导者的为难之处，既怕大家不同意自己的意见，又怕大家不表示意见。他重新审视地图，并不是希望在早已熟知的图面上得到什么新的启示，而是在坚定一种他还没有完全考虑成熟而又被与会者弄乱了的合理方案。
这时机要员报告了一声，送来了中央的一份电文：
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电文明确而又简洁。
陈昌浩手执电文来不及在送报簿上签收，就猛然站起，脸上又恢复了坚毅自信的神情，以使人难忘的姿势，向与会者大声朗读了两遍。虽然他有意控制住兴奋的表情，但他的激动仍然从所有动作中表现出来。
中央站出来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反转过来，他的决策是符合中央的精神的，他站得高看得远。
会议的议题改变了：就如何执行中央的指示请大家发表意见!
全体一致表示按中央指示去身体力行，没有任何异议，当即散会，各自投入繁忙的军务中去了。
一时间人去房空，足有三十平方的张龙官客厅里，只剩下陈昌浩一人。
这就是后来称之为“龙渠会议”的情景。
陈昌浩一人呆在客厅里，任凭警卫人员收拾坐具，清理灰烬，向茶缸里续水。他仍然离不开那张地图。他接到中央指示后的亢奋情绪，像热水烫了的水银柱陡然上升，那电文在他的眼前像礼炮似的爆裂成绚丽的火花，但这些火花未能持久，倏忽间就消逝了。一种突然袭至的失落感和迷茫感压在他的心头：
决策之花能不能结出胜利之果，需要事实的检验，这时，陈昌浩才意识到自己全神贯注于军用地图的目的，是寻求未来的前景。他想起了去年十月二十七日，西征大军在横扫黄河西岸守敌之后，十一月六日，制定《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时的心境。那是多么豪迈的激情啊，那是多么壮阔的前景啊。那时他站在这张地图前，看到遍地红旗在漫漫沙海中飒飒飘扬。
刚刚过去两个月，竟然产生了恍如隔世之感，如今，他面对的仍然是那张地图，却无法再唤起那种振奋的感情了。眼前也不出现千军万马高歌猛进的画面了。黑色飞蛾似的不祥预感，在他眼前不停飞动。
陈昌浩突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他沉重地坐在太师椅里。
这时他才冷静地想到总指挥、副总指挥、参谋长的忧虑绝不是多余的，他们都是意志坚强身经百战视死如归的人，指责他们“悲观失望情绪和右倾逃跑思想”，简直是无稽之谈，在感情上带给他们多深的伤害?陈昌浩有点愧悔了。
他双肘撑着桌面，双手揉搓着酸涩的眼窝，忽然想起他曾读过一本书，书名记不起来了，却记得其中的一段话：
在人生的长河中，每人都有进退两难的时刻，它强迫你必须当机立断，作出抉择：选对了，进入天堂，选错了，坠入地狱。
我们的抉择是对的吗?陈昌浩重又陷入深深的思索。
这似乎超出了他的性格范围，他一向认为自己英明果断，一旦决定绝不后悔。
他记得恩格斯说过：“防御就是武装起义的毁灭……”重返倪家营子，必然重新陷入防御。“可是我们的防御是积极防御。”他不知在反驳谁。
“可是，即使初具军事常识的人也懂得绝不应消极防御，问题是积极防御也是有条件的，不能说凡懂得积极防御的人就能防得住。”也不知谁在反驳他。
他不愿在这种庸人自扰的思绪中纠缠过久，一句古诗涌上心头：“成则为王败则亡，英雄成败本寻常。”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他毅然站起来，喊值班参谋收好地图，他要去医院看一看分娩之后尚在病中的妻子，也想起了他们寄养在倪家营子的新生婴儿。
特别批准
陈昌浩从客厅里走出来，刚迈下三级石砌台阶，他就停住了，从这个四方院的东厢房里传来悠扬的长笛声。这声音犹如慈爱的母亲呼唤海外游子似的把他攫住了，这是一首鄂东北民歌。
陈昌浩酷爱音乐，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是歌剧、舞剧、音乐剧场的热心的观众和听众。在中大联欢会上，他和张琴秋的男女二重唱——俄罗斯民歌《三驾马车》曾风靡全校，甚至引起当时张琴秋的丈夫沈泽民的嫉妒心，那时，她已经有了女儿小玛娅了。
长笛吹奏的鄂东北民歌与异国风味的俄罗斯民歌，风格迥然不同，但它立即把陈昌浩带回了早已淡忘的故乡。
这曲调带着大别山丛林的伟美，带着清泉的灵动，带着烂熳山花的幽香，带着春天的暖意，带着少女的情怀，带着对幸福的憧憬沁入他的肺腑，把大地之美和骚动不安的心境展现在他的面前，在婉柔凄清之中杂有金戈铁马的铿锵之声。
陈昌浩感到有一种新的从未体验过的感情在心中苏醒过来，他真想立即回到大别山的深山老林之中，像儿子向慈母扑去那样，紧紧地偎依在她的胸怀。
这曲调带着吹奏者极深的情感，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要表现出来，把吹奏者自己的观念、思绪和感觉带给别人。这是一个具有天赋并且训练有素的音乐家才能吹奏出的曲调。
陈昌浩想起来了，他曾听过这支长笛的演奏，那是前进剧团的演员江子敏，总部特派员江子文的妹妹，在前进剧团被打散之后，听说她牺牲了……
他走进东厢房，在幽暗的炕沿上，坐着吹奏者，她没有戴大帽子，头发剪得很短。果然是她!陈昌浩心头涌起一阵喜悦：“啊!是子敏!你回来了，见到你哥哥没有?”
“噢，是总政委啊。”江子敏用的还是老叫法，“我正要找你呢，见你们开会，我在这里等……”江子敏站了起来，以天真烂熳而略带野性的目光望着军政委员会主席。
“女姣娃，面子大。”在战争时期，女同志，特别是有才华的女同志是首长的宠儿。他们一般不像上下级，而是像温和的兄长对着撒娇任性的妹妹，她们提出的要求，很少有被回绝的。江子敏与陈昌浩可以说是老熟人了，当她在鄂豫皖上演小歌剧《廖棚卖柴》而轰动全军时，他们就认识了。演出之后，他还请她吃了一顿丰盛的饭，由编剧尹洪菲作陪。
“有什么事?”陈昌浩似乎有点怯惧，他知道江子敏与她丈夫关系很僵，在长征路上就提出离婚，这是最难办的了。“只要合理的……”他注意到江子敏奇特的装束，尤其是腰中挂的那把精美的保安刀。
“不但合理，还是小事一桩。”江子敏说得很轻巧，很严肃，“你大概还不知道我是怎么回来的吧?”
“是的……你哥哥从没有跟我讲起你的下落，我们都很担心……”他避免提起她的丈夫。
“这么说安宝山参谋长也没有讲起我?”江子敏的声调里荡漾着一种悲哀和恨意。
“没有。”陈昌浩略带迷惑和遗憾。望着这个装束奇异的女演员，他似乎悟到了什么，“难道你是跟安宝山他们一起……”
“是的……我是和他们真正共过患难共同战斗过的……”江子敏伤心地恨恨地说，“可他们把我抛弃了!”她的眼里忽然涌满了泪水，重铅似的滚落在两腮上。
“抛弃了?这是怎么回事?”陈昌浩指着炕沿，“你坐下，慢慢说。”他扭头看看身后的木凳，也与江子敏同时坐下来，“抛弃?你应该回总部……”
“安宝山是不是到夜老虎团当团长去了?”
“是的，他把他的骑兵小分队也带到夜老虎团去了。这么说是他把你放在了总部，这不很正常吗?”
“我是他的骑兵小分队的一员，我要求到夜老虎团去……”
“那里没有女同志的编制。”
“我可以做战场救护……”
“救护营也都是男的，唯独医生例外，可你并不是军医呀?”
“我要战斗!”
“那也只能到妇女独立团去。”陈昌浩凝视着这个女战士的俊俏的脸，仿佛急于一眼把她看穿似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离开总部呢?你的编制在总部，而且你的家……不，你的爱人……现在也在总部……”
江子敏被一种锐器刺疼了似的颤抖起来，胸中似有爆裂之声，那长笛在她手中就要撅断了。
“我们总部还想重新组建一个宣传队，”陈昌浩不敢再提她的家了，“正在物色演员，你原来就是剧团的台柱子……”
“我不想在总部，我不想再演戏了。”
“要干什么呢?”
“我要上战场，去做救护工作。”
“你是党员吧?”陈昌浩严肃起来。
“勉强是吧。”
“那么，你应该服从组织决定……太任性不好，”陈昌浩仍然心平气和地说，“况且，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都在危难中……你的爱人情绪不好，身体也不好。”
“这个家是组织上强加给我的……在感情上我不能忍受，如果组织批准我们离婚……我留在哪里都行!”
“这不好，”陈昌浩深感问题的棘手了，“一切都放在局势稳定之后再说，现在顾不上……而且他是我的老战友，是个意志坚强的革命者……你应该体谅他。”
“坚强的革命者不一定是好丈夫……组织上要我凭党性跟他结合，可是，现在却不能要我凭党性来忍受……我没法控制我的感情，也不想控制这种感情……我……我真想死……”
“现在是打仗的时候，个人的生活问题都应该放在后边……子敏，你要理智一些。”
“政委，我觉得我很理智了，我只要求解除婚约给我身心自由。”
“不能强迫组织表态，”陈昌浩声色俱厉地站了起来，作出军务繁忙的样子，“你去找组织部好不好?”
“我去过了，好几处我都找过了，组织部要我留在宣传科;我哥哥要我留在保卫局;我丈夫要我回到他身边去。我只能来找总政委……”
“这三个地方都可以。”
“我想，我要求到战斗部队并不影响任何人，我可以像男子汉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战斗过了，并不逊色。”她丢开长笛，抽出了寒光闪闪的保安腰刀，得意洋洋地说，“看，自己得的!”
“你不觉得在战斗部队里生活不方便吗?”陈昌浩对江子敏的性格发生了兴趣，重又坐了下去。他觉得她有些地方很像张琴秋，这样的女同志的确是可以当妇女团长的。看来古代那些传奇式的女英雄并非虚构。
“所以我不想换掉这身装束……只是皮帽子太大了，我可以改小……再说，我并不封建，安宝山会给我安排个合适的地方的!”
也许这句话泄露了天机，陈昌浩忽有所悟，他约略地计算了一下时间：高台是一月二十日失守，今天是二月二十六日，安宝山从高台脱险到归队，相距一月有余。他说道：“你跟安宝山是什么时候相遇的?你们两人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吧?”
陈昌浩的语调虽无责备之意，却使江子敏意识到他竟产生了令人痛心的误解，她神态坦然略带恼意地说：
“是的，是很长时间，可是并不像你想的那样!”
“我想的哪样?”陈昌浩的确想到他们可能有不正当的关系，但他无意来追究这些，他没有想到江子敏不但没有回避反而主动提了出来，其目光，其神情，隐含着一种挑战的意味。尽管他长期做政治工作，有了解多种思想的习惯，却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就这个问题深谈下去。一个月的时间，未免太长了，他无法用想象去填补这一个月的空隙，“咱们还是不谈这些感情问题吧，既然安宝山把你留在总部，那么，也就是说，他感到你跟他到夜老虎团里去不合适。”陈昌浩边说边站起来，表示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处理。
陈昌浩有意避开她与安宝山的关系，江子敏反而产生了一种虽然轻微却很难堪的屈辱感，她也站起来两眼灼灼如焚，以毫不掩饰的冲动抗辩说：
“政委，你应该把我的话听完，你误解了我们相处的时光……”声调之冲，颇似命令，整个四方面军还没有一个人敢跟陈昌浩用这种方式讲话，“我们经过了千难万险带回了这支小分队，而且……”她不屑于再提袭击黑马旅的战斗了。
“好吧，”陈昌浩不但没有生气，反被江子敏无所畏惧的真情和执著打动了，“我答应你的要求……”
“空口无凭，你写个纸条吧，不然，安宝山准不收我!”
“你看，人家不收……你还非去不可。”
江子敏递上一个小本。
陈昌浩接小本在手，忽然又犹豫了，他觉出问题的严重性，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安排问题，重又坐下来。他处理事情从来没有这样拖泥带水过，他盯视着又坐回原处的江子敏，不无担心地试探似的说：
“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
他要提的问题太严重了，很怕使他们的交谈陷入窘境。
“我准备回答所有的问题!”江子敏坦直得有点吓人，似乎一切不名誉的行为她都可以供认不讳。
“你结过婚，而且两人关系不睦，安宝山知道吗?”
“我把一切都和他讲了……这就是他带走了小分队中的七个，唯独把我留在总部的原因。”
“他对你的婚姻和家庭抱什么态度?”
“他不表示任何态度……把我留在总部不正是他的态度吗?”
“我赞成他的态度。”
“他是屈从于某种世俗。”江子敏不无伤痛地说。好像这种世俗观念亵渎了她内心最为神圣的东西。
战神与爱神并不相悖，在血淋淋的战斧挥劈之下，爱神的翅膀仍然自由飞翔。
“你能说说你们的相遇吗?”陈昌浩看看手表，“不过，越简单越好。”他总觉得违犯四方意见，自己批条子很不合适，他更担心的是后果。
“我们前进剧团在去九军演出的途中被敌包围后，逃出多少人来我不清楚。我是单独突围出来的，因为我会骑马。我不顾一切向外冲，马被打死了，我躲进一个老乡家里。
“这是一家牧民，男人到北大山放牧去了，也许是赶着马群躲避战争去了。家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和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她们收留了我，把我藏在柴棚里……有一天，我们刚刚吃完晚饭(她们都是两餐)，天还很亮，突然响起了马蹄声，我已经来不及向柴棚里躲藏了，只好蹲在屋里粮囤的后面。
“进来的是马家军的两个骑兵。他们是来搜查流散的红军的，一个是连长，一个是他的卫兵，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他们一眼就看中了那个小姑娘……”
江子敏省略了匪兵要强奸那个小姑娘以及她跟安宝山相遇的过程。
那是最惨不忍睹的时候，面对两个武装到牙齿的彪形大汉，老妈妈除了跪地哀求外毫无办法;江子敏蹲在粮囤后面，手无寸铁，连根柴棒都没有，她曾几次想冲出去……但她知道那是毫无意义的愚蠢举动，克制住了。
就在那小姑娘衣裳全被扯开，哭喊憋在喉咙里的时候，又有一个马家军的士兵撞进屋来，江子敏心想完了……没想到后来者猛然挥刀劈向那个卫兵额顶，那卫兵急忙一闪，马刀劈进他的左肩，显然，后来者身体虚弱，刀刃入之未深;那卫兵一声大叫，抽出刀来，屋内空间太小，那抡起来的刀尖碰到房梁上;后来者趁机抽刀戳进了那个卫兵的胸膛，那卫兵仆倒在后墙上。
那连长从小姑娘身上猛然跃起，来不及操起丢在一旁的军刀，从背后抱住了后来者，两人一齐跌倒在地上扭打在一起……那连长力大如熊，几番搏斗把后来者压在地上，他用左臂压住对手的脖颈，右手摸着了腰间的保安腰刀，只是单手无法立即从鞘内拔出……
此时，一只纤巧有力的手帮他拔了出来，既快又猛地从背后插进了他的心窝。
江子敏只用几句话就讲完了她与安宝山相遇的过程。
“你很勇敢!”陈昌浩由衷地赞叹着。
这种赞叹反而使江子敏难为情了，脸红红地说：“还不是危险逼出来的!”
“也算是吧!”陈昌浩漫应着。
其实，他并不这样看，他一向认为勇敢是一种潜在的性格素质，遇到外来的契机，就物化成英雄行为。
“后来，安宝山和我都换上了敌人的军装。他当连长，我当他的卫兵……我们在寻找总部的路上，碰见了两名九军八十一团流散的红军，一个是排长夏长宁，一个是班长史大年，他们告诉我们，还有几个受伤的同志留在一道山沟里。
“安宝山决定救援他们，可是带着伤员在敌人窝里来往是危险的，那时，倪家营子被敌人重重包围着，我们怎么办?即使我们冲进去，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没有必要冲进去!”陈昌浩说。
“安宝山决定远离战场，进了北山，在那里养精蓄锐，把几个伤员治好。我学着护理他们，当我们听说总部向东突围时，我们九个人都已经养得身强力壮了。”
“看来你很佩服安宝山。”
“是的，至今，我觉得安宝山的一切作为都是精明的、果决的，使我们这支小分队在战斗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威力。”
江子敏不再往下叙述了，留下了一个月的生活空白。这中间他和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两人四目相视了足有十几秒钟。
“这么说，你是爱上他了!”陈昌浩的眼睛这样说。
“是的!也许他并不爱我。”江子敏的眼睛这样说，“可是，我要到他的团里去，奋战而死也心甘!”
两人一时间都不知道还要说什么。
江子敏穿着马家军的皮袄，束着皮带，挂着腰刀，旁边放着两尺长的竹笛。她的身影笼罩着勇士的威严和少女的柔情，就像大别山的那支民歌，高亢、婉转、悲凉，一种神秘的情感缭绕着陈昌浩。
爱，往往来不及追寻原因，也许正因为江子敏饮过了男女情感的浊水之后，才百倍强烈地企盼着甘洌的清泉。她跟安宝山一个月的相处，只能用幻想、希冀、向往去填充空余的时间，世界上凡是苦苦追求而达不到的总是最美的，它令人神往痴迷。
陈昌浩是读过大量文学作品的人，他从江子敏的目光里看到了类似吉卜赛姑娘卡尔曼式的一种放纵的、难以驾驭的野性：她既是一束芬芳的花，也是一把利刃。他曾经升起对她发一顿脾气的念头，而现在的火气却散淡得很微弱了。火星飞闪了一下，就化成了灰烬，心中反生出一点点内疚。他旋开了黑杆的犀菲利钢笔，口气变得温和起来：
“好，我给你写个纸条……”
安团长：
特准江子敏同志去你团工作，请保证她的安全。
陈昌浩即
江子敏接过纸条，很注意地看了一遍，顽皮地笑了，这笑很美：“政委，你这里用辞不当，‘保证安全’，”她顽皮地指点着纸条，“在战场上谁能保证谁的安全呢?”
“你认为怎么写才好呢?”
“当然，这也挺好!”
江子敏戴上狗皮帽子向陈昌浩敬礼。她那空荡荡的心一下被安宝山的身影填满了。
江子敏兴冲冲地走出厢房，刚步下台阶，就蓦然站住了，兜头碰上了前进剧团的编剧尹洪菲。
尹洪菲更是惊诧，他的目光悚然一颤，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你还活着?也没有被俘?”
他们两人在几秒钟内互相瞠目而视，都没有出声，终于从震骇中醒转过来。
“哦，我的老天，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尹洪菲走上去跟江子敏握手，“说句不好听的，我大有白日见鬼的感觉!”
“哟，我的尹大编剧，”江子敏学着对方的声调，“说句好听的，我知道你活着。”
“你何以知道?”尹洪菲放开江子敏的手，退后一步，上下打量着江子敏。
“我们前进剧团被围时，你刚好去总部送审剧本，所以我一直怀疑敌人事先向你透露了消息。”说完哈哈大笑。
“子敏，你的心真硬，想到前进剧团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你倒笑得起来!”
“笑比哭好，这是战争!”
“你哪儿来的这身装束?”
“难道你不知道吗?”江子敏拍拍保安腰刀，洋洋自得地说，“亲手缴获的!”
“这么说你既没有受伤也没有被俘?”
“冲出来的也许只有几个，我就是其中之一，”江子敏非常奇怪地问，“你不知道我参加过黑马队的奇袭吗?”
“哦?没有人讲起过，你真的参加了?”
“这身装束不就是证明吗?”
“你真了不起!”尹洪菲由衷地赞叹着。
江子敏傲然一笑，问道：“你现在到哪里去?”
“回部里去呀……”
“哪个部?”
“地方工作部啊，我现在是地方工作科代理科长啦!”
“哟，当了大官了，科长就是科长呗，干吗还要代呢?”
“我要求的。”
“不懂。”
“临时观点嘛。我还想重新成立个小剧团，还是当我的编剧，我并不是当官的料。宣传部同意成立个宣传队，就是找不到演员，子敏，到宣传队来吧。”
“不想干!”
“别开玩笑了，你本身的经历就是一出戏，我编你演，保证比《廖棚卖柴》更抓人!”
“不，我要下部队!”
“不信!”
“你看!”江子敏把陈昌浩的字条递给他。
“子敏，太可惜了，你是天才的演员。”尹洪菲恍然顿悟，用寻根究底的目光盯着江子敏兴奋的脸，微微笑了，略带告诫和嘲讽地说，“子敏，我懂了。”
“你懂个鬼!”江子敏听得出他那声调的含义。
“我不记得是哪一位文学家说过，爱情是一首美好的歌，但它却不容易谱写成功。”
“我只想追求，不管它能不能成功。”
“子敏，我佩服你的硬气，可是，作为女子，似乎柔一点更好!”
“是刚是柔是天生，大概应了那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江子敏一改逗趣的口吻，沉声地问，“喂，你打听过于薇的下落吗?”
“据说是牺牲了……”
江子敏脸上掠过惨然的神色，但转瞬就消失了，换成欢快的略带傲气的声调说：“尹代科长，有空到我们老虎团去!”
她向尹洪菲摇摇手中的批条，转身走了。
尹洪菲望着她的背影，慨叹了好久。
倪家营子
倪家营子注定要载入史册。
红军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之后，曾在一条山、古浪、永昌、山丹、高台、临泽等地区与马家军进行了一系列互有胜负的战斗，但没有一处像倪家营子这样惨烈、持久、宏大、惊心动魄。
倪家营子由四十三个村屯组成，使人联想到古代战场上的大营垒，或是现代战场上纵深几十里的堡垒群。如果凌空鸟瞰，那是南北长约十六华里东西宽约四华里的一张长方形的军棋盘，四十三颗大小不等的棋子散布其上，静静地等待着一场电闪雷击般的大搏战。
它雄踞在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滩上。
这里的每个村屯都是黄土夯筑的黄土围子，有的厚达一米半、高达四米半，非常坚固。每个方形围子之内住着两户三户或四户人家，有钱人家一般都是独立的屯庄，颇似加了厚厚围墙的北京古旧的四合院。
在宽达一米半到两米的围墙上，筑有垛口和瞭望楼，那些豪富之家的村屯，就像一座小小的紫禁城。
这是千百年来，当地居民为了阻挡西北边陲的沙暴、漠风、酷热、严寒、匪祸兵乱，构筑的窠巢。在这种方形的围墙上，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砖石、木棒，全是守卫的武器。每个村屯都是一个易守难攻的碉堡。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比碉堡更像碉堡，因为四周围墙上没有窗洞，只有一个厚重的高而窄的小门，像一个紧锁的保险柜，八面漠风吹不进这个安乐窝。四面房屋的门窗，都向院内的方形天井而开。
在这个堡垒集群之间，隔着田地、树林、沟渠和场坪。这样大的村屯，在大西北的荒漠上实属罕见。它好像是历史巨人早有安排，期待着迎接红军西路军与马家军这场史无前例的鏖战。
自从这场数万人反复冲杀的血战之后，这里的每寸土地，每个村屯，每片树丛乃至每块砖石，都可以告诉你一个悲壮的故事。
陈昌浩骑着新缴获的灰斑马，随着总部机关回到倪家营子。李特骑着青色马在后面紧跟着他。
血红的晚霞溅落在戈壁滩极处那条地平线上，像是不吉的预兆，使他眼前出现一片血光，使整个大地惶惶不安，有块铅色的条状云，伸展在那里，四周燃烧着红边，像凝固的一片血迹。
当陈昌浩进入北半部的村屯下营子时，他认为走错了地方。
仅仅离开了五天的倪家营子，他已经不认识了。五天前的倪家营子虽然遍体鳞伤鲜血淋淋，却还生气勃勃，激情奔腾。
现在，它却死了。在他们撤离之后，它被马家军的马蹄踏得粉身碎骨了，活像一堆从古火山劫后的余烬中发掘出来的史前废墟。
他的马，在废墟残骸中颠踬着，踏着灰烬和血迹斑斑的碎尸残骸。
弹痕累累的倒塌的黄土围墙，像一堆堆黑黄相间的乱石，从冒烟的土地上兀立出来。
大火焚烧了五天，仍然在倒塌的墙壁间不愿熄去，喷吐着浓烟。呼啸的漠风仍不能吹散蒸腾着的焦糊味。血腥气仍然从许多僵硬的躺在血污中的尸体上和发黑的门洞窗口中散发出来。
到处是早已冷却的灰烬和还在燃烧冒着蒙蒙热气的马鞍、绳索、牛粪、草堆、草鞋、毡片、棉絮和家具。在乱七八糟的废墟上方，还有未倒的住房和部分墙壁，撕裂的年画——《三英战吕布》、《樊梨花征西》、《刘海戏金蟾》的残片在风中颤抖，血衣的布片挂在院内的树枝上微微晃动，像飘拂的旗帜。
断壁上还残留着红军宣传队用石灰、白粉写的标语：
欢迎甘青民团参加红军抗日!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
联俄联共，抗日救国!
这些标语上溅着血迹。
沉寂的街道，不再有任何喧嚷，也闻不到炒包谷、烙面饼的香味，更听不到“马家军骑兵不可怕，沉着瞄准来打它……”的歌声。
陈昌浩和李特并马而行，他们越往里走，惨烈的景象就越是触目惊心。
在二十一日突围之前，西路军总指挥部设在下营子缪家屯庄，政治部设在曹家屯庄，供给部和兵工厂设在总指挥部附近的罗家庄子。缪家庄子还先后驻扎过妇女抗日先锋团和总医院。三十军军部驻在李家庄子，部队布防在倪家营子西南方向;九军布防在西北方向，两军阵地相连，与敌对峙。
凡是红军驻扎的村寨、屯庄、庄院的围墙上，都挖了射击孔垒了垛口，构筑了防御工事，在阵地外围设置了鹿砦。
这时那块铅色条云散失了，正向蔚蓝色的天空投射出绚丽的光辉，青色的、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光芒，像一把打开的折扇，铺满了整个西部天空。南面的祁连山的雪峰罩上了一层金色，像跳动的火焰。好像整个宇宙在燃烧!
陈昌浩突然勒住了战马，惊骇地望着缪家屯旁边的田野上一片奇形怪状的尸体!
他们把西路军突围时未能带走的伤员，全部拖在这块足球场般大小的收割后的麦田上，用一个团队的骑兵来回践踏，直踏得骸骨碎折肉成泥浆。
陈昌浩感到一股森森寒气浸入肌骨。他仿佛听到了断墙的呻吟、村屯的哀嚎、野草的低泣，犹如万千灵魂不愿归去。
有几根被炮弹打折却没有落地的树枝，悠荡着像由皮连接着的手臂。他的心悚然一沉，袭来一股难以遏止的怯惧与惶惑。
陈昌浩是久历沙场、饱经忧患、死神挡道处之泰然的人，面对目前的惨状，也为之心寒胆裂了。
“立即组织人掩埋!”陈昌浩脸色铁青向李特交待了一句，眼睛仍没有离开那片旷野。那些昔日的战友，伏尸喋血，在泼血似的晚霞中，在寒风的吹拂下，千结百纳的破衣烂衫，微微颤动，像临终前的痉挛。
“通知特务连，把同志们的遗体集中到那道深沟里，”李特用马鞭指着一个方向，向通信员吩咐着，“就地掩埋!”
这时有两个背着线拐子的架线兵走过来，他们漠然地看着这一切，对陈昌浩和李特的作为熟视无睹。他们只关心临时电话线的架设，拉着黑色被复线从废墟的间隙中穿过。他们并不向首长们敬礼，他们的目光从陈昌浩和李特的脸上木然地滑过去，寻觅可以挂线的树杈。
他们用电话线绑着毡片的脚，啪哒啪哒地踏过血洼就像踏着草地上的鲜花一样无动于衷。他们是那样沉着、平静而又尽职，像正常运转中的一个部件。
“喂，把它拖过来。”一个高个子战士站在一株烧焦的沙枣树下，吩咐跟在身后的矮个子，“能拖得动吗?”他指的是一匹炸碎的马。
“试试!”矮个子丢下线拐，拉起了只剩下一副骨架子的马尾巴，但他拉不动。
“班长!冻在地上啦!”
“我来!”
那个班长提了一根短棒，把冻在地上的马骨架撬了起来，然后两人合力拉到树下，当作垫脚石，把电话线架在虽然烧黑却还坚牢的枝桠上。
那班长向马骨架留恋地望了一眼：“这上面还有很多没有剜净的肉，还有这四只马蹄……”
“我敢说这是狼啃的!”矮个子战士望着那粗大的马尾巴，“班长，这马尾巴真漂亮，我家里就有个黄马尾做的掸子，用了几十年都不掉毛，可惜这个是黑的，若是白的就棒啦!雪白……”
“我看你就找个白的吧，可是，你现在带上它有什么用?掸战壕吗?”
“将来总有用的。”
“娶媳妇掸炕上的土?”班长意味深长地笑了，“黑的白的都不吉利，还是找个红的好!”
“可是不知为什么，马家军的红马特别少，有黑马旅、花马旅、白马旅，就是没见红马旅!”
“黄马也不多，”班长也觉得迷惑不解，“这只有军马场的人才知道为什么……好啦!”班长挂好了线，从马骨架子上跳下来，“你的主意不错，将来搞了马尾巴掸子，是个长久的纪念……眼下是架线要紧。”
“班长，”矮个子战士重又背起线拐，手中拽着电线，“你说，咱们为什么又回到倪家营子来?”
“我看……够戗……这个用不着咱们费神，动脑筋多了是要秃头的!”他们扯着电线消失在废墟之中，像两个时隐时现的幽灵。
陈昌浩下意识地望了他们一眼，当局者迷，战争中有许多心态不是和平环境中长大的人所能理解的。在极端困苦艰难中所产生的欢乐与亢奋是不可思议的。
四周一片寂静，这不是平常那种没有声音的寂静，而是嘈杂中的寂静。它是内在的，几乎听不到一声枪响。寂静预示着更为惨烈的战斗即将来临，战神，就像一只偷嘴吃的猫，慢慢逼近，逼近。
陈昌浩望着消逝无踪的那两个电话兵的去处，心头掠过一阵苍凉，“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七日围”。他对返回倪家营子的决定产生了怀疑，感到一种重压，觉得需要道义上的支持和心理上的安慰，他回头问李特：
“中央指示我们固守五十天以待救援，你以为怎么样?”
“倪家营子已经不是从前的倪家营子了，在这一片废墟里是很难持久的，中央当然急于援救我们，可是中央还要顾全大局，而且，远水难救近火。”
李特摇摇头，他还没有把内心的话全部说出来。可是陈昌浩是聪明人，他想出来了。目前的西路军也不是初占高台、临泽时的西路军了。要求中央派大部队到河西来是不现实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那很可能使更多的部队陷入困境。派少数部队来，杯水无补于车薪。
可见，总指挥是对的，待援是靠不住的，是消极的，目前必须立足于自救!反悔是没有用的。
大批部队拥入村屯，按照预先划定的防区，进入临战状态。倪家营子立即活了，处在极度喧嚣和纷乱之中。
“喂!喂!我们又回来啦!”
“他娘的，就像进了猪圈!”
“咱们的倪家营子生了一场天花!”
“不管怎么说，比在戈壁滩上打伏击舒服多了!”
“咱们向总部首长提个建议，叫前进剧团来演一场好不好?江子敏的《廖棚卖柴》绝啦!”
“前进剧团已经是去年的皇历啦，我觉得咱们自己就要演出一场《倪家营子大血战》啦!”
这欢快的一群看到陈昌浩和李特时，便沉默无声了。他们从他俩身边开过去。一离开他们立即又欢腾起来!
“你们听说了没有?江子敏调到夜老虎团去了!”
“瞎说，她到老虎团去干什么?”
“是新任团长安宝山把她要了去的呗!”
“你又瞎猜了!他凭什么把她要了去?”
“奇袭黑马旅有功呗!”
“要她去干什么呢?”
“这可不知道。”
“江子敏去吗?”
“下命令还能不去?”
“净胡传乱猜……听说是她要求去的!”
“你专会胡编乱造，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天下美人爱英雄嘛!”
“你说反了，天下英雄爱美人!”
“不准自由主义小广播!”
如果不是连长严声呵斥，这个争论可以无尽止地延续下去，充分体现出“传言难信”，也体现出“人言可畏”。
“部队的情绪还是很高昂的!”陈昌浩看着从身边开过的部队，自宽自慰地说，语调里表现出性格的倔强，抵拒着心中升腾起来的焦虑。
“部队显然是支天下无敌的部队，拖不垮打不烂，况且，自古以来，置之死地而后生，在生死决斗中，战斗力是能得到充分发挥的。”
李特说得很富感情色彩。他期望给陈昌浩以支持鼓舞，等待他的高兴反应，却没有想到军政委员会主席怔怔地看着戈壁滩上那血河般的晚霞，微蹙的眉宇间竟流露出一种怅惘情绪。
陈昌浩此时正感到自己权重如山也负重如山，李特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使他产生了一种迷失感。他何曾愿意把部队“置之死地”呢?他的一切决策所产生的结果他都负有责任，不管是光辉的胜利还是巨大的牺牲。
“走吧，回指挥部去吧。”陈昌浩把马鞭向前一指，“一想到吃马肉就反胃……我宁愿吃红薯。”
“首长，”警卫人员告诉他，“今天是你最爱吃的包米糊糊。”
“你们看，谁说战争生活艰苦?”陈昌浩高兴起来，眼睛闪闪发光，“吃上两碗玉米粥，再杀上几盘棋，神仙过的生活……”
“跟你下棋提不起兴趣来，”李特揶揄地说，“大概你够得上四流水平!”
“可惜咱们没有国际象棋，”陈昌浩认真地表示遗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我是棋赛亚军……沈泽民才是第五名。”
他不由得叹了一声，这事说起来好像很近，近如眼前;又好像很远，远在天边。
陈昌浩和李特刚刚转过一堆废墟，猛然一惊，他们马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披着破烂的单衣，手持一根木棒，两眼直勾勾地瞪视着他们，那是凄冷的呆痴的目光。
“我的孩子呢?”
“你的孩子?”陈昌浩没有反应起来，但那情景却使他震骇不已。
“我的孩子呢?”她伸出木棒，拦在他的马前。
“主席，这女人是个疯子!”李特催马搡开疯女人的木棒，给陈昌浩开路。
那女人木然地看着他们，依然不停地发问。
“我的孩子呢?”
“在那里!”李特用马鞭指着废墟，应付着这个疯女人的纠缠。
那女人转过身去，用木棒在废墟堆里挑拨着，挖掘着，嘴里嘟念着：“我的孩子呢?”
这声音是那样凄切绝望，陈昌浩打马走过去很远，耳畔依然震响着这个声音：
“我的孩子呢?”
陈昌浩想到了自己的寄养在群众家里的婴儿，现在他在哪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