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之后，许宏先生又出版了最新力作——《先秦城邑考古》。新著对我国先秦城邑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整理，以多年的学术积淀和独到的学术认识对先秦城邑的发展脉络展开了全景式论述。该书一经推出，即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17年度重大成果，获得学界内外的关注和广泛好评。
先秦城邑考古的集成之作
《先秦城邑考古》是许宏旧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的“升级版”，但并非旧瓶装新酒般的简单增订，“甚至可以说已是另一部新著”（第Ⅰ页）。从近二十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到如今版面字数达94万字的《先秦城邑考古》，新著发生了怎样的升华？
翔实的考古材料奠定新著的研究基础。在旧著的专家推荐意见中，严文明先生曾称其为“第一部有关先秦城市考古的综合性著作……几乎收集了先秦城市考古的全部资料”。旧著出版后的近二十年间，襄汾陶寺、偃师二里头、安阳洹北花园庄等遗址的聚落考古取得了重大收获，陕西、山西、河南等省文物地图集相继出版，第三次文物普查全面展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使得资料的更新显得尤为必要。随着作者将书名的关键词由“城市”转变为“城邑”，新著的研究时段提早到了公元前7000多年前，研究对象的数量也从旧著的506处围垣聚落增至新著的1011处圈围聚落。《先秦城邑考古》的下册是作者对近90年来先秦城邑考古基础材料与研究成果的汇总，正如作者所言：“这本新书首先应是一部工具书，它对材料的收录应该是竭泽而渔的”（第Ⅱ页）。
独到的学术思想贯穿新著的研究过程。《先秦城邑考古》“不仅仅是一部资料集成，更是一部地道的研究性著作”（第Ⅳ页），新著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上册对先秦城邑的全面系统论述。“博士毕业至今的二十年，正是我在田野实践与综合研究的过程中，对中国上古文明发展进程形成明确认识、逐渐形成自己的史观的二十年”（第Ⅲ页），作者对先秦城邑的论述，并非“一一对城址加以介绍，而仅加概述和重点提示，尤其是最新发现、认识，在有争议的城邑上则着墨不少，以便读者了解其原委”（第8页）。独到的学术思想贯穿了作者对先秦城邑的系统论述，作者自身特色的学术体系得以形成。
提挈的论述方式形成新著的教辅特色。在度过学术爬坡期，步入知天命之年后，作者更加意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开始意识到潜心做些‘资料’搜求梳理工作更是造福于学界的‘善事’”（第Ⅲ页）。《先秦城邑考古》采用“述而不做的写法，以及跨时空、文化谱系的综合图表、年表都是勾画性的，力求简明易懂”（第Ⅳ页），全部文献存目更是可以当做延伸阅读的书目集成，为年轻后学做好了铺垫性的基础工作。
是郑州商城，还是郑州城？
读过相关论著的读者都知道，许宏关于“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及都邑聚落的性质问题，秉持“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在回归考古学的研究理念下，“不再纠结于夏、商、先商、早商、中商等文献史学的概念，不对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和王朝归属做对号入座式的比附”（第Ⅳ页）。在新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将以往通常所说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垣曲商城”“洹北商城”称为“郑州城”“偃师城”“垣曲古城南关城址”“洹北城”（第168、172、178、191页），这样的称呼并非对以往学人研究成果的否定，而是对缺乏自证材料的原史时代都邑聚落的一种客观认定。
作者话语系统的转变，与多年从事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的经历密不可分。二里头遗址在发现之初一度被认为是“商汤都城”，一号宫殿基址更是被径直定性为“早商宫殿”。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夏商分界问题的“二、三期分界说”“一、二期分界说”“三、四期分界说”等观点先后涌现。偃师商城发现后，多数以往持“二里头遗址西亳说”的学者倒向了“偃师商城西亳说”，随着二里头遗址转变为“夏都”，一号宫殿的屋顶复原也由此前的“四阿重屋”改为了“四阿单檐”。目睹如此学术史的许宏先生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学术观点一般只是‘各领风骚数十年’而已，而考古资料却是永存的”（第Ⅱ页）。或许在若干年后，回头看“郑州城”“偃师城”这样的称呼，反而显得并不过时吧。
从“有城”到“无城”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研究的是城市，但具体研究对象却是城址。作者坦言，在旧著中“颇费心思、不吝笔墨地来论证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以使文题相符。……从章节题目上就能看出在‘城市’和‘城址’间不断切换”（第Ⅱ-Ⅲ页）。基于对早期城市和圈围聚落之间关联与差异的思考，作者将学术视野拓展到了历史时期，动态解读中国古代都邑的发展过程，促成了“大都无城”模式的提出。
在城邑考古的田野工作中，大型都邑外围缺乏防御设施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作者工作多年的二里头遗址，“仅知在边缘地带分布着不相连属的沟状遗迹”（第143页），同属大型都邑的殷墟遗址“在80余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同样未发现外郭城的迹象”（第195页）。通过对先秦城邑及历史时期城邑考古海量材料的处理和大数据分析，作者发现“在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北城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宫城+郭区’而非‘宫城+郭城’的布局，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第32页）。作为城市考古的领军人物之一，作者却能够跳出“无邑不城”的固有观念，创造性地提出“大都无城”模式，突显出作者对于先秦城邑考古的洞见和到位把握。
贯穿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旅程
博士论文是求学生涯的总结，却只是学术旅程的起点。作者在博士论文答辩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并于1999年被任命为二里头工作队的队长。尽管二里头遗址经历了40年的漫长考古发掘，却缺乏一张能够反映聚落结构和遗址范围的平面图。彼时的二里头遗址，好似一张摆在作者面前的白纸，等待着揭开都邑结构的面纱。严文明先生在专家推荐意见中曾预言《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对今后的城市考古研究和田野工作也将起到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许宏在二里头遗址的近二十年城邑考古工作，不仅勾勒出一张能够反映二里头遗址聚落结构和遗址范围的平面图（第142页，图5-2），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的动态演变也得以呈现（第143页，图5-3），这一切都刷新了我们对二里头遗址的认识。而在2014年出版的五册大型考古发掘报告《二里头（1999-2006）》中，我们还能够及时查阅二里头都邑中心区考古发掘所获全部信息。
在多年考古发掘和学术思考的基础上，许宏先生能够从更高的学术层次对先秦城邑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投以审视的眼光。作者在新著中并不讳言：新砦遗址“中壕内侧的所谓城墙之有无尚无法遽断……应是为防止环壕壁坍塌所实施的加固工程”（第115页）；“洹北方壕圜底、填土倾斜疏松等种种特征，都迥异于郑州城、偃师城和洹北宫城所见商代夯土城垣工程的典型工艺。因此，可以排除这一遗迹属于已开始夯筑的城墙基槽的可能性”（第193页）。
徐苹芳先生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序》的最后曾说：“先秦城市考古的许多田野工作正在进行，许宏自己正在作偃师二里头的考古。我相信新的田野考古成果会不断涌现，或许过不了很久会出版本书的修订本”。作者在新著的后记中遥相呼应地做出了回答：“仅就自己学力所及，企图步恩师之后尘，为学界尽些微薄之力。谨以此书聊慰恩师徐苹芳先生在天之灵”（第717页）。在漫漫的学术旅程中，作者为恩师献上了书写近二十年的全新答卷。薪火相传，是书可鉴。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8年3月20日第5版）
先秦城邑考古的集成之作
《先秦城邑考古》是许宏旧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的“升级版”，但并非旧瓶装新酒般的简单增订，“甚至可以说已是另一部新著”（第Ⅰ页）。从近二十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到如今版面字数达94万字的《先秦城邑考古》，新著发生了怎样的升华？
翔实的考古材料奠定新著的研究基础。在旧著的专家推荐意见中，严文明先生曾称其为“第一部有关先秦城市考古的综合性著作……几乎收集了先秦城市考古的全部资料”。旧著出版后的近二十年间，襄汾陶寺、偃师二里头、安阳洹北花园庄等遗址的聚落考古取得了重大收获，陕西、山西、河南等省文物地图集相继出版，第三次文物普查全面展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使得资料的更新显得尤为必要。随着作者将书名的关键词由“城市”转变为“城邑”，新著的研究时段提早到了公元前7000多年前，研究对象的数量也从旧著的506处围垣聚落增至新著的1011处圈围聚落。《先秦城邑考古》的下册是作者对近90年来先秦城邑考古基础材料与研究成果的汇总，正如作者所言：“这本新书首先应是一部工具书，它对材料的收录应该是竭泽而渔的”（第Ⅱ页）。
独到的学术思想贯穿新著的研究过程。《先秦城邑考古》“不仅仅是一部资料集成，更是一部地道的研究性著作”（第Ⅳ页），新著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上册对先秦城邑的全面系统论述。“博士毕业至今的二十年，正是我在田野实践与综合研究的过程中，对中国上古文明发展进程形成明确认识、逐渐形成自己的史观的二十年”（第Ⅲ页），作者对先秦城邑的论述，并非“一一对城址加以介绍，而仅加概述和重点提示，尤其是最新发现、认识，在有争议的城邑上则着墨不少，以便读者了解其原委”（第8页）。独到的学术思想贯穿了作者对先秦城邑的系统论述，作者自身特色的学术体系得以形成。
提挈的论述方式形成新著的教辅特色。在度过学术爬坡期，步入知天命之年后，作者更加意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开始意识到潜心做些‘资料’搜求梳理工作更是造福于学界的‘善事’”（第Ⅲ页）。《先秦城邑考古》采用“述而不做的写法，以及跨时空、文化谱系的综合图表、年表都是勾画性的，力求简明易懂”（第Ⅳ页），全部文献存目更是可以当做延伸阅读的书目集成，为年轻后学做好了铺垫性的基础工作。
是郑州商城，还是郑州城？
读过相关论著的读者都知道，许宏关于“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及都邑聚落的性质问题，秉持“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在回归考古学的研究理念下，“不再纠结于夏、商、先商、早商、中商等文献史学的概念，不对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和王朝归属做对号入座式的比附”（第Ⅳ页）。在新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将以往通常所说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垣曲商城”“洹北商城”称为“郑州城”“偃师城”“垣曲古城南关城址”“洹北城”（第168、172、178、191页），这样的称呼并非对以往学人研究成果的否定，而是对缺乏自证材料的原史时代都邑聚落的一种客观认定。
作者话语系统的转变，与多年从事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的经历密不可分。二里头遗址在发现之初一度被认为是“商汤都城”，一号宫殿基址更是被径直定性为“早商宫殿”。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夏商分界问题的“二、三期分界说”“一、二期分界说”“三、四期分界说”等观点先后涌现。偃师商城发现后，多数以往持“二里头遗址西亳说”的学者倒向了“偃师商城西亳说”，随着二里头遗址转变为“夏都”，一号宫殿的屋顶复原也由此前的“四阿重屋”改为了“四阿单檐”。目睹如此学术史的许宏先生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学术观点一般只是‘各领风骚数十年’而已，而考古资料却是永存的”（第Ⅱ页）。或许在若干年后，回头看“郑州城”“偃师城”这样的称呼，反而显得并不过时吧。
从“有城”到“无城”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研究的是城市，但具体研究对象却是城址。作者坦言，在旧著中“颇费心思、不吝笔墨地来论证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以使文题相符。……从章节题目上就能看出在‘城市’和‘城址’间不断切换”（第Ⅱ-Ⅲ页）。基于对早期城市和圈围聚落之间关联与差异的思考，作者将学术视野拓展到了历史时期，动态解读中国古代都邑的发展过程，促成了“大都无城”模式的提出。
在城邑考古的田野工作中，大型都邑外围缺乏防御设施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作者工作多年的二里头遗址，“仅知在边缘地带分布着不相连属的沟状遗迹”（第143页），同属大型都邑的殷墟遗址“在80余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同样未发现外郭城的迹象”（第195页）。通过对先秦城邑及历史时期城邑考古海量材料的处理和大数据分析，作者发现“在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北城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宫城+郭区’而非‘宫城+郭城’的布局，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第32页）。作为城市考古的领军人物之一，作者却能够跳出“无邑不城”的固有观念，创造性地提出“大都无城”模式，突显出作者对于先秦城邑考古的洞见和到位把握。
贯穿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旅程
博士论文是求学生涯的总结，却只是学术旅程的起点。作者在博士论文答辩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并于1999年被任命为二里头工作队的队长。尽管二里头遗址经历了40年的漫长考古发掘，却缺乏一张能够反映聚落结构和遗址范围的平面图。彼时的二里头遗址，好似一张摆在作者面前的白纸，等待着揭开都邑结构的面纱。严文明先生在专家推荐意见中曾预言《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对今后的城市考古研究和田野工作也将起到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许宏在二里头遗址的近二十年城邑考古工作，不仅勾勒出一张能够反映二里头遗址聚落结构和遗址范围的平面图（第142页，图5-2），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的动态演变也得以呈现（第143页，图5-3），这一切都刷新了我们对二里头遗址的认识。而在2014年出版的五册大型考古发掘报告《二里头（1999-2006）》中，我们还能够及时查阅二里头都邑中心区考古发掘所获全部信息。
在多年考古发掘和学术思考的基础上，许宏先生能够从更高的学术层次对先秦城邑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投以审视的眼光。作者在新著中并不讳言：新砦遗址“中壕内侧的所谓城墙之有无尚无法遽断……应是为防止环壕壁坍塌所实施的加固工程”（第115页）；“洹北方壕圜底、填土倾斜疏松等种种特征，都迥异于郑州城、偃师城和洹北宫城所见商代夯土城垣工程的典型工艺。因此，可以排除这一遗迹属于已开始夯筑的城墙基槽的可能性”（第193页）。
徐苹芳先生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序》的最后曾说：“先秦城市考古的许多田野工作正在进行，许宏自己正在作偃师二里头的考古。我相信新的田野考古成果会不断涌现，或许过不了很久会出版本书的修订本”。作者在新著的后记中遥相呼应地做出了回答：“仅就自己学力所及，企图步恩师之后尘，为学界尽些微薄之力。谨以此书聊慰恩师徐苹芳先生在天之灵”（第717页）。在漫漫的学术旅程中，作者为恩师献上了书写近二十年的全新答卷。薪火相传，是书可鉴。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8年3月20日第5版）
责编：韩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