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悲壮的反对外来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也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战争。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中华民族不仅获得了新生，而且从此踏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在抗日战争中，各族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真正结成了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的民族观念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中华民族”既是多元的，包含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而对他国而言，它又是一体的。
“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
“中华民族”一词是在清末民族危机深重、有识之士探索救亡图存之路的背景下产生的，据考证，首先使用者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云：“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此“中华民族”指的是华夏族，虽然如此，但梁氏在此后的文章中多次使用“中华民族”，并解释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可见，这个词自一开始使用，即有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之意存在。
应该说，“中华民族”作为一种称谓，首先是以民族实体的存在为基础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正如回族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统一，而达到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生活在中国境内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众多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实体。其次，“中华民族”作为一种称谓逐渐被各族人民所认同，是与中国的民族危机、边疆危机分不开的，是与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紧密相连的，它本身就含有民族团结、民族情愫、历史文化认同等意蕴。与“中华民族”同时出现的还有“华族”“华夏族”“中国民族”“国族”等称谓，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些称谓相互混用，甚至相互代替。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得到广泛认同，其他称谓见诸书刊则逐渐稀少。究其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在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对外方面，展现了更加鲜明、更加强大的感召力。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都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危难的形势，促进了中华之民族意识的觉醒。傅斯年写有文章《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他说：“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一个家庭。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这不是偶然，是当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实的事实。”傅氏以一个史学家的见识，论述中华民族必将通过抗战而复兴，指出：“中华民族自有其潜藏的大力量，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而且没有今日天造草昧之形势，民族是复兴不来的。这不是自己安慰的话，有事实为证。”抗战兴起后，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也是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顾颉刚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争鸣。少数民族学者如著名维族史学家翦伯赞、苗族学者鲁格夫尔等也参加了讨论。尽管这次争鸣反映了学术界在民族观方面存在分歧，但参加讨论者都认为坚强的民族意识对反抗外来侵略压迫极其重要，赞同发挥“一个”的意义。193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型辞书《辞海》中有“中华民国”条目，其中对“中华民族”作了这样的解释：“合汉、满、蒙、回、藏、苗等人而成整个之中华民族。人口共约四万万七千余万。”这表明，“中华民族”概念经过多年的使用，至此内涵已趋于明确。
“中华民族”是抗日战争的动员令与凝合剂
“中华民族”的观念在抗日战争时期切实得到少数民族的赞同。1938年7月广为传布的《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写道：“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回、藏及其他各民族而成的整个大国族。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幸存之理。”此时，“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更是受到报纸、广播电台以及抗日歌曲的推动，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广为传唱，激励各族民众奔赴抗日战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引起各族人民的共鸣;“中华民族”的符号认同，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