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模糊到明晰的“中华民族”
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泰纳演讲”上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
从晚清到近代抗日战争之前,西方列强给中华大地带来战争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中华文明体自我形象的模糊。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天朝”自闭的国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让“李鸿章”们看到了“夷”不再是荒蛮,也感到了“华”的优越感流失。
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疾苦迫使一些先进的国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此时仅仅处于“精英在觉醒,大众在沉睡”的阶段。
虽然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曾多次侵略中国,但由于每次战争都是局部性的,波及范围有限,内陆地区从没有直接卷入战火。对大多数国人来说,他们并没有直接感受到民族的生存危机。
20世纪初,梁启超、孙中山在改良与革命的道路上都在强调“中华民族”这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体,但是当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广大中国民众对“中华民族”这个词语依然陌生。
“直到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以前,尽管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已经具有了民族认同思维和民族觉醒意识,但广大民众的民族认同感还非常薄弱。”王元辅说。
究其原因,王元辅认为,中国民众长期在封建统治下,没有近代的国家、民族观念,他们“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甚至“国亡,他也可以不管,以为人人做皇帝,他总是一样纳粮”。
从晚清覆灭到北洋军阀揽权,中国人始终还生活在四分五裂的势力割据中,就像一盘散沙。直至日本人的枪炮声穿过东北三省,穿过上海、南京,任何一个人或单一群体都已经无法承担这种民族苦难的深重。
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就是要灭亡全中国,把中华民族完全逼上亡国灭种的绝路上。国难当头,普通平民百姓也卷入这场战争,投身抗日救国洪流。
在郑大华看来,“九一八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而民族主义的高涨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接受和流行。
“可以说,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事件能够像抗日战争那样广泛深刻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没有哪一个事件能够像抗日战争那样唤醒了所有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王元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