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偶尔能吃几口，鱼却整整两年没吃到?现代人很难理解这种情形。
“鱼很便宜”这种常识其实只在1949年后是正确的，之前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内地的中国人来说，如果不是正好住在水边，想吃一次鱼是非常不容易的。
根据《抗战时期重庆工人收入和生活状况研究》记述，战时重庆工人家庭每年食物消费中，米和蔬菜是主要食物，消费比重分别占到了42.6%和21.2%，然后是盐和各类调味料消费，猪肉每家每月只能消费2.1市斤，而这还不是最少的，鸡鸭肉全年只有0.7市斤，蛋类平均每月消费不足3枚，鱼的消费则只有每家每年0.4市斤。
所以抗战中对重庆人来说，鱼确实难得一见，已经到了一年都难得吃到一条的程度!
重庆嘉陵宾馆曾于1942年10月份举行一次宴会，参加者为行政院宴请的国民参政员。餐桌内容是“每人一个盘子，盛着三样东西：肉、蔬菜和米饭。豆浆是唯一的饮料。另外还有一碗汤、一碟甜食，主要是些水果。”可见不仅仅是工人，哪怕是权贵阶层，如果没有特别的门道，也是吃不起鱼的。
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因为战争时期中国沿海地带被日军占领，导致海边的鱼类无法输入内地所至。
但实际上即使没有战争，在那个时代，沿海地区的鱼虾水产，也根本无法大规模运输到内地。
原因之一是那个时代的渔业产量极其低下，沿海一带捕到的海鱼在本地消费已嫌不足，无力向内陆输出。
1936年是全国渔业产量最高的一年，但产量却只有150万吨，与今日中国水产量相比相距40多倍(一年约7000万吨)。
其实就算是有鱼，也运不到内地来，鱼的长途运输需要冷藏车厢、制冰厂的配合，当时只有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有少数制冰厂。而用传统的腌制办法，味道差劲且需要大量的盐(盐在抗战中也不是便宜货)，所以当时的四川、重庆等内地很多人并没有吃鱼的习惯。就连今日著名川菜水煮鱼，其实也是在1985年才发明的。
缺肉少鱼，鸡蛋都吃不上，能吃的只有大米饭，那当时重庆人民怎么吃饭?
在分析《抗战时期重庆工人收入和生活状况研究》这份资料中可以找出答案：除了米和蔬菜外，重庆工人们在食物方面消费最多的是各类调味品，如菜油、盐、豆瓣、麻油等等，平均每户家庭每年需要盐32.6市斤，豆瓣19.4市斤，菜油15市斤。或每名成年男子消费食盐12.4斤，豆瓣7.4斤，菜油5.7斤，麻油4.1斤。
这明显是吃得太咸了。
从健康角度来说，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成年人每日盐摄取量应低于5克的最大盐摄入量。2009年中国居民食盐消费量为9.2克/天，也就是每年消费食盐约6.7斤，跟40年代重庆工人相比，现代人摄取盐份少了一倍。可见由于缺乏肉蛋等，当时的重庆工人们需要吃大量的米饭蔬菜以维持体力，结果只好吃下大量的盐，豆瓣等等，长期来说对身体必然有害。
但重庆人有盐吃其实还是属于比较幸运的，在抗战开始前，中国食盐生产80%依靠沿海，战争开始后沿海产盐区被日军占领，四川产的井盐就成了大后方的重要战略资源。
1944年，四川、云南、西北、陕西、湖南、两浙、福建、广东等地盐产量共计16605千担，其中四川一省产盐就占到8558千担。没有四川，抗战军民们能吃到的盐都要减半，无论人如何有斗志，吃不了盐就会全身无力。这是四川在抗战中少为人知的重大贡献之一。
而在不产盐的贵州，由于经济不发达，交通困难，且不法盐商侵吞和囤积食盐，盐的稀少到了一个让我们今天人无法想象的程度：当时的贵州农村有一种“望盐”的做法，就是吃饭时用绳索把质量低劣、卤味不纯的盐块吊起来，看一眼盐吃一口饭。
在黎平、榕江等县，需要50斤~80斤大米才能换1斤盐，雷山县的农户换1个月所需的盐，就需要拿出原本供应4个月的口粮，一家农户全年耕作收入，只能换到十几斤盐。
(作者系武汉历史文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