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明白我是怎样创作《黄埔四期》的，最开始我没打算写这部小说，没想它却成了我写得最长的一部小说。为什么这么说？我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来生再见》，还写过另一部长篇小说《湖南骡子》，而《来生再见》的前身是《抵抗者》，写于1998年，竣稿于1999年，写了17万多字，排版19万字。那时候国军抗战还是个禁区，帷幕还没拉开，我也逃不了时代的羁縻，受其影响，《抵抗者》就写得拘谨。所以我接着写了另一部长篇，取名为《湖南骡子》。在壮着胆量写《湖南骡子》时，正逢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纪念活动中说，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这就给伟大的抗日战争重新定了调，因此写完《湖南骡子》后，心就飞到了《抵抗者》那部旧作上，我将《抵抗者》重写了一遍，就成了《来生再见》。
我曾经对几家媒体说过，之所以重写以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角的《来生再见》，实实在在是我童年和少年时看到很多国军老兵受到了不公正待遇。30多年前他们大部分还活着，我见过贫困的他们，生活在长沙街巷的贫民窟里，住着破烂的房子，家徒四壁，然而，他们却是打过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等的湖湘子弟，是我们的前辈。他们年轻过，充满血性地与日本侵略军生死搏杀过，为中华民族的存亡洒过热血，的确是我们应该尊敬的人。我在《湖南骡子》里写的那个双腿被日军迫击炮弹炸没的何胜武，就是我小学同学的父亲。他的双腿就是在长沙第二次会战中炸没的，成了个靠糊火柴盒和剥花生壳维持生计的残疾人。他是国民党老兵,他们当年为中华民族不灭亡而浴血奋战、流血牺牲过。
我写了两部国军抗战小说，觉得对得起我童年时见过的可怜的前辈了，就不打算再写抗战小说。作家不是画家，徐悲鸿画马，可以左一幅右一幅，只要有一点变化就行。作家通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避免写作中经验重复，而读者是最忌讳作家重复的。我为什么会不顾有可能在创作经验上重复而写《黄埔四期》2009年，《黄埔四期》的主角贺百丁的侄儿贺彰和谢乃常的儿子谢国栋找到我，希望我能写他们父辈的故事，约我见面。出于礼貌，我听他们讲父辈的故事，开始很平静，一边嗑瓜子抽烟，一边听他们讲。贺彰说他伯父一生坎坷，在西安坐过军统的牢，在长沙又坐过共产党的牢。打过延安，1971年辛亥革命胜利60周年，蒋介石在台湾的黄埔同学会上痛定思痛地说，北方出了个以某某为首的叛徒集团，南方出了个以贺百丁为首的间谍集团等。蒋介石的这篇讲话引发了另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说贺百丁被大陆的共产党秘密枪毙在监狱里了，这便是叛徒的可耻下场。广州军区搞情报的，忙打电话到湖南落实情况，发现贺百丁并没死而是坐牢，就匆忙赶来，把贺百丁接出监狱，给他照相，把他活着的相片印到传单上，再把传单绑在热气球上，从厦门升空，投到金门岛上去，从而揭穿和清除那篇文章在台湾的影响。军方把贺百丁拉到照相馆拍照，贺百丁居然不会笑，要他笑他却苦着脸，拍的照自然就不合要求。后来到政协大院里再拍，就提到了与刘于一抢尿桶倒的故事。这是个黑色幽默，我写到小说里了。这不是一个作家坐在家里能构思出来的。
另一个人物谢乃常，谢国栋说他父亲参加过“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前他父亲是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长，身为宪兵营长的他父亲保护过在西安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党。我问，你父亲也是地下党？谢国栋答，不是，那时共产党很弱，受我父亲保护的中共地下党李木庵和谢华都是湖南人，谢华是1949年后湖南省统战部部长。他父亲是黄埔四期生，北伐到武汉时就升了团长，那时宋希濂还只是个少校营长，而杜聿明还什么都不是。1928年，他父亲被蒋介石调到南京的黄埔同学会，以蒋介石的特派员身份进驻第32军，差点成了蒋介石的近臣，后来参加了“一·二八”松沪抗战，接着随第19路军去福建反蒋，成了蒋介石下令通缉的军官。再后来，他父亲通过中共地下党李木庵推荐，去了杨虎城的帐下。这些发生在上辈人身上的故事，我坐在家里是编不出的。这些起起伏伏的故事打动了我，让我冲动，决定写一部纵览全国抗战的小说。因为他们在中国最落后、孱弱和被侵略的年代，是铁骨铮铮的黄埔生。一个是胡宗南的部属，一个是杜聿明的部下，自然是被蒋介石调来调去的。
可谢乃常并非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反而他很忙，他儿子回忆说父亲时常不在家，出去与女人幽会，躲藏在女人温柔、甜蜜的怀抱里。问题是即使是那个年代，也没人计较他风流，没人往他头上扣屎盆子。我觉得这挺有意思，这可是一个没有人写的国军将军肖像，正好与贺百丁将军形成对比。那个年代，没有作家写他们，假如有作家写，我不会写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打了14年，正面交锋8年，可是中国没有一部值得称道的抗战小说立足于世界二战小说之林。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和缺失，让中国作家蒙羞。
当然，这有历史原因，植根于民众脑袋里的宣传，国民党是拒不抗日的，蒋介石是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我们小时候就是受的这种教育，小学课本和中学课本上都是这么表述的。这是无视历史。现在的中、小学课本上是不是改过来了我不清楚，但有一点我懂，我们应该尊重历史！我相信，这也是广大中国老百姓的想法，尽管今天的中国，很多事情的底线都被一些贪婪人突破了，公正和美德被执怀疑态度的人稀释得令人质疑。如今是互联网时代，至少有几亿中国人不但是公民，而且是敢于发表评述的网民，任何虚假的宣传都会被人戳破。所以，尊重历史才是最佳选择。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里，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崇尚正直、宽容、公平和公正的。
缘于这些因由，《黄埔四期》诞生了。我写《黄埔四期》，可以说是一种“公心”，为对得起那些在“一·二八”松沪抗战、忻口会战、松沪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长沙四次会战、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和豫中会战中阵亡的先烈们。他们是为国捐躯，而不是为钱财而亡，应该书写也值得书写。我曾对某家报纸说，我若不写，也许下一代作家更不会写，因此这是我必须做的；二是为了文学，为填补缺失。这话很大，未免有些不自量力。我想说的是，当我们的子孙后代里有人想看看抗战小说，了解一下祖先于二战中有何作为，却只能看到干巴巴的文献记载，而看不到有血有肉的文学作品时，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埋怨我们没给他们留下点东西？这是“私心”，写一部大文学作品的私心。
出于这种“公心”和“私心”，我用五年时间，写就了《黄埔四期》。
何顿 湖南省长沙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沙市文联副主席、专业作家。当过知青，上过大学，教过书，搞过装修，1985 年开始发作品。已发表和出版长、中、短篇小说九百万字。 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集 《生活无罪》《青山绿水》 （该作获《中篇小说选刊》2012 － 2013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 等， 长篇小说 《我们像葵花》 《黄泥街》《狠》《湖南骡子》《来生再见》（该作获第七届“《中国作家》 鄂尔多斯文学奖”大奖）及《时代英雄》 《黄埔四期》等。
作者 何顿：出于公心 出于私心（《黄埔四期》创作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