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反对张居正改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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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改革从总体上来说对明朝的存续颇有作用，但其中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科道言官为主的官员的批评。对朝廷的施政表扬好的一面，批评不好的一面，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现代阉党要不就是蓄意隐瞒东林对张居正支持的一面来误导读者，要不就是本身秉持太监逻辑真心觉得“伟人”只能歌颂不能批评，必须要完全无脑拥护才叫拥护，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十分可鄙。
张居正这个人物是有两面性的，在政治实效上有很大的功劳，但是在政治生态上则有很大的破坏性。政治生态的影响虽然看起来没有政治实效那么立竿见影，但是从长远来看会影响日后政治的走势，最终会反映到政治实效上来，东林前身肯定张居正的前一面而批评其后一面，再正常再正确不过了。现代阉党头脑简单，不能理解复杂事物，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low。
《大明王朝1566》里的张居正
在明朝，内阁大学士号称宰相，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宰相。祝总斌先生对“宰相”一词进行过十分精辟的定义，要同时具有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的才是真宰相。明朝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内阁在法理上是没有监督百官执行权的，当然六部很多时候会听内阁的，但名不正言不顺，当皇权集团跟内阁发生矛盾时，六部并不能成为内阁的助力，内阁因此十分虚弱。另外，内阁的议政权也不完全，他们只有票拟权，批红权被明宣宗分给了皇权集团中的太监，虽然有时候太监不会跟内阁为难，但当皇帝和太监想跟内阁为难时也很容易。
这样的内阁，想要干点事有多难可想而知了。除非皇帝全力支持或者完全撂挑子，否则其政策贯彻度与古代的宰相完全无法相比。
如此脆弱的地位，张居正当上首辅却又是靠勾结太监冯保，用下流的宫廷手段赶走内阁首辅高拱上位的，难免招致非议，他要进行的改革又会伤害到许多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所以即便得到了包括李太后、幼年皇帝、太监头目在内的皇权集团支持，他还是害怕天下人的议论。
所以，出于推行改革和自作威福的双重目的，张居正实行了很多钳制言论的手段，其中最狠的一条是考成法。
我知道有的人觉得考成法好到天上去，看到这里多半会跳，但看历史不能这么粗糙，考成法不是一条法令，而是一系列法令，其中对官员规定处理问题的时限、执行政令的效果，然后从上往下，一层一层的监督追责，而且上一层的人还可以检举揭发下一层的贪腐等问题，到这里大体上是没问题的，但在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张居正往里面塞了私货。
张居正规定：巡抚、巡按由六部监督，六部、都察院（御史机构，言官）由六科（六科给事中，言官）监督，到这里也还罢了，末了还有一条——六科由内阁监督。
这样一来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都成了内阁的下级，不再能发挥言官监察内阁的作用，等于是闭塞言路，这当然是为传统所不容的，很多言官群起反对，其中甚至包括张居正的门生傅应祯、刘台（在明朝被门生反对是非常没面子的事，门生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欺师灭祖），他们有的只反对内阁监督六科这一条，有的反对整个考成法，不可一概而论，但无一例外的受到张居正的迫害。
言官这个团体也具有两面性。当年朱元璋设立科道言官的时候就同时有两个目的，一是怕确实自己被人蒙蔽，需要人提醒，二是方便朱家子孙利用言官来对付大臣，所以言官既可以是社会的良心也可以是皇帝或者太监、权臣的工具，具体是什么看言官个人。
如果说张居正钳制言路，可以避免言官被皇权集团利用，干涉改革，在统一事权方面还有一定合理性的话，张居正死后，万历帝为非作歹还堵塞言路，那就一点道理都没有了，有正义感的科道言官甚至言官以外的官员对万历帝和帮他的申时行大加挞伐，逐渐形成东林，而被万历驯服、为皇帝服务的言官，后来大部分成了阉党。
张居正的另一项堵塞天下人之口的暴政是捣毁天下书院，这放到古今中外哪朝哪代都是混蛋政策。张居正是程朱理学信徒，这么干是为了打击在书院中传播正盛的阳明心学，还杀害了阳明学巨擘、大侠何心隐，激起武昌民变，东林前身其实也是程朱理学信徒，与阳明心学为敌，但他们一般学养较高，认为应该通过讲学来折服心学信徒，而不是粗暴的禁止，因此对张居正毁天下书院多有批评。
此外，张居正裁剪府州县学的公费生员，这虽然有利于节约国帑，但对于官方意识形态儒学显得重视不足，这也是东林前身批评的一点。另外考成法中有只看政绩不问手段的粗暴一面，导致很多地方官为了政绩而粗暴的行政；监察官员对被监察者的前途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监察者作威作福，被监察者奴颜婢膝，这都是东林前身对张居正的批评之处。
可以看出，他们对张居正的批评都是言之有物的，是政策中具体的弊端，而背后则有一套总体原则支撑，那就是明朝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而不是笼统的反对改革。
反对张居正夺情的是东林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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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平生面对的最猛烈的攻击是夺情事件。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张居正的老爹去世，按照儒家礼制，张居正应该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张居正此时大权在握，不愿意回家，于是授意户部侍郎李幼孜向皇帝建议“夺情”，也就是由皇帝批准，在守孝期间不辞去官职，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对声浪，大部分官员要求张居正回家守孝。
这一次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官员成分很复杂，一部分是基于维护儒学礼制，另一部分是想赶张居正回家。这两派人怎么区分呢？看他们在张居正死后的作为。
东林前身基本上是出于维护儒学礼制，朱元璋是非常重视孝道的，祖制里面不允许夺情，但是在明成祖到明英宗这一段，因为朱棣的屠杀，儒学伦理崩塌，夺情的风气很盛；明孝宗以后儒学复兴，夺情又变得少之又少，只要出现夺情，就会受到儒学捍卫者言官的严厉批判，并不是只针对张居正。
明朝皇帝说言官“骗廷杖”，很多时候是自己违背原则时挨了骂，不好意思处罚言官，只好这样说来泄愤。言官骂皇帝不一定骂到了点子上，但敢顶皇帝的牛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这对于明朝的变态皇权有一定遏制效果，在政治上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被廷杖的官员得到天下敬仰是很正常的。现代阉党动不动就学着明朝皇帝说他们“骗廷杖”，以为廷杖是请客吃饭呢，你怎么不去骗个廷杖试试？现代没有廷杖，你还可以见义勇为啊。但是“见义勇为”跟他们“帝王心术”的画风差别太大了，大概率是不会的。
明朝最大弊政——廷杖
这里面包括张居正的门生吴中行、赵用贤，为了维护礼教，甘冒当时十分严重的欺师灭祖之名弹劾座师张居正，也包括东林早期的巨擘邹元标，他们都遭到张居正的迫害，被处以廷杖，吴中行、赵用贤腿上的肉都被打得一块一块掉下来，邹元标直接被打成了瘸子。
而另一些人则借助维护礼教之名，借言官的声势，想要赶走张居正，这包括张居正死后入阁的一些阁臣如王锡爵（苏州太仓人）、张位（江西新建人）、赵志皋（金华兰溪人）、许国（徽州歙县人）、沈一贯（宁波鄞县人）、朱赓（绍兴山阴人）等，这些人其实是现代阉党津津乐道的“江南大商人”的代表，他们大部分是张居正改革的真正反对者，还是后来阉党的祖宗。
另外，当时支持张居正夺情的人容易被误认为是张居正改革的支持者，实际上他们才是毫无原则，唯权力是从的佞臣，如张四维、申时行，张居正权重时就支持张居正夺情，张居正一死就支持万历帝反攻倒算，尽废张居正之法，还迫害张居正家人，他们才是张居正改革的罪人来着。
看历史上的人和事，只问动机而不问效果当然是一种偏颇，近年来已经被批判得够多，有点矫枉过正了。反过来只看效果，完全不问动机同样也是偏颇，无法从更长的时间段内审视时代的脉络。像张四维、申时行这样的人，支持的是张居正还是权力，就很有分辨清楚的必要，厘清以后就能对错综复杂的明末历史把握得更准确。
清算张居正的是东林党吗？
3
谈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在为东林党洗地，没关系，现在才是重点，你接着看，就知道不是洗地了。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无法行驶绝对皇权，不满已久的明神宗万历帝马上在新任首辅张四维的卖身投靠下，对张居正进行清算。清算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策划，首辅张四维带头，党附于张四维的奸佞言官冲锋在前，共同完成的行动，并不是凭区区言官就能办到的。
张四维可以说是阉党的祖宗
现代阉党一说到清算张居正就骂言官，然后用言官来等同于东林，诱导大家认为东林是张居正改革的反对者，实际上言官分为两派，东林是讲原则的一派，而攻击张居正的则是不讲原则、唯权力是从的一派，是东林的对立面，张居正有权他们就是张居正的工具，皇帝有权他们就是皇帝的工具，后来阉党有权，他们又是阉党迫害东林的急先锋，要说“言官之祸”，归根结底是权力之祸，是皇权之祸。
而所谓的“东林”，这时要不就已经被张居正赶回家，要不还没步入政坛。与想象的相反，东林人士不但对张居正改革大体持肯定态度，还积极为张居正平反，王天有先生对此总结甚备，容我稍作转述。为张居正请谥号的，正好是被张居正打成瘸子的邹元标，吴应箕《国朝纪事本末》载：
当初对张居正毁天下书院愤怒无比，骂“楚相不忠不孝”的赵南星也不过是性格比较激烈，后来也是为张居正平反的主力，其《劳臣军工疏》中说“今公论照明，共称其功在社稷”。多说一句，赵南星有很尖锐的反对一条鞭法的言论，但那是在万历后期，是批判一条鞭法在浙党手上走形之后的弊端，并不是反对一条鞭法本身。
东林梅之焕在万历帝还没死的时候就敢夸奖他最忌讳的张居正，说“使今日能有综名实、振纪纲如江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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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改革从总体上来说对明朝的存续颇有作用，但其中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科道言官为主的官员的批评。对朝廷的施政表扬好的一面，批评不好的一面，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现代阉党要不就是蓄意隐瞒东林对张居正支持的一面来误导读者，要不就是本身秉持太监逻辑真心觉得“伟人”只能歌颂不能批评，必须要完全无脑拥护才叫拥护，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十分可鄙。
张居正这个人物是有两面性的，在政治实效上有很大的功劳，但是在政治生态上则有很大的破坏性。政治生态的影响虽然看起来没有政治实效那么立竿见影，但是从长远来看会影响日后政治的走势，最终会反映到政治实效上来，东林前身肯定张居正的前一面而批评其后一面，再正常再正确不过了。现代阉党头脑简单，不能理解复杂事物，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low。
《大明王朝1566》里的张居正
在明朝，内阁大学士号称宰相，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宰相。祝总斌先生对“宰相”一词进行过十分精辟的定义，要同时具有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的才是真宰相。明朝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内阁在法理上是没有监督百官执行权的，当然六部很多时候会听内阁的，但名不正言不顺，当皇权集团跟内阁发生矛盾时，六部并不能成为内阁的助力，内阁因此十分虚弱。另外，内阁的议政权也不完全，他们只有票拟权，批红权被明宣宗分给了皇权集团中的太监，虽然有时候太监不会跟内阁为难，但当皇帝和太监想跟内阁为难时也很容易。
这样的内阁，想要干点事有多难可想而知了。除非皇帝全力支持或者完全撂挑子，否则其政策贯彻度与古代的宰相完全无法相比。
如此脆弱的地位，张居正当上首辅却又是靠勾结太监冯保，用下流的宫廷手段赶走内阁首辅高拱上位的，难免招致非议，他要进行的改革又会伤害到许多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所以即便得到了包括李太后、幼年皇帝、太监头目在内的皇权集团支持，他还是害怕天下人的议论。
所以，出于推行改革和自作威福的双重目的，张居正实行了很多钳制言论的手段，其中最狠的一条是考成法。
我知道有的人觉得考成法好到天上去，看到这里多半会跳，但看历史不能这么粗糙，考成法不是一条法令，而是一系列法令，其中对官员规定处理问题的时限、执行政令的效果，然后从上往下，一层一层的监督追责，而且上一层的人还可以检举揭发下一层的贪腐等问题，到这里大体上是没问题的，但在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张居正往里面塞了私货。
张居正规定：巡抚、巡按由六部监督，六部、都察院（御史机构，言官）由六科（六科给事中，言官）监督，到这里也还罢了，末了还有一条——六科由内阁监督。
这样一来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都成了内阁的下级，不再能发挥言官监察内阁的作用，等于是闭塞言路，这当然是为传统所不容的，很多言官群起反对，其中甚至包括张居正的门生傅应祯、刘台（在明朝被门生反对是非常没面子的事，门生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欺师灭祖），他们有的只反对内阁监督六科这一条，有的反对整个考成法，不可一概而论，但无一例外的受到张居正的迫害。
言官这个团体也具有两面性。当年朱元璋设立科道言官的时候就同时有两个目的，一是怕确实自己被人蒙蔽，需要人提醒，二是方便朱家子孙利用言官来对付大臣，所以言官既可以是社会的良心也可以是皇帝或者太监、权臣的工具，具体是什么看言官个人。
如果说张居正钳制言路，可以避免言官被皇权集团利用，干涉改革，在统一事权方面还有一定合理性的话，张居正死后，万历帝为非作歹还堵塞言路，那就一点道理都没有了，有正义感的科道言官甚至言官以外的官员对万历帝和帮他的申时行大加挞伐，逐渐形成东林，而被万历驯服、为皇帝服务的言官，后来大部分成了阉党。
张居正的另一项堵塞天下人之口的暴政是捣毁天下书院，这放到古今中外哪朝哪代都是混蛋政策。张居正是程朱理学信徒，这么干是为了打击在书院中传播正盛的阳明心学，还杀害了阳明学巨擘、大侠何心隐，激起武昌民变，东林前身其实也是程朱理学信徒，与阳明心学为敌，但他们一般学养较高，认为应该通过讲学来折服心学信徒，而不是粗暴的禁止，因此对张居正毁天下书院多有批评。
此外，张居正裁剪府州县学的公费生员，这虽然有利于节约国帑，但对于官方意识形态儒学显得重视不足，这也是东林前身批评的一点。另外考成法中有只看政绩不问手段的粗暴一面，导致很多地方官为了政绩而粗暴的行政；监察官员对被监察者的前途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监察者作威作福，被监察者奴颜婢膝，这都是东林前身对张居正的批评之处。
可以看出，他们对张居正的批评都是言之有物的，是政策中具体的弊端，而背后则有一套总体原则支撑，那就是明朝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而不是笼统的反对改革。
反对张居正夺情的是东林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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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平生面对的最猛烈的攻击是夺情事件。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张居正的老爹去世，按照儒家礼制，张居正应该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张居正此时大权在握，不愿意回家，于是授意户部侍郎李幼孜向皇帝建议“夺情”，也就是由皇帝批准，在守孝期间不辞去官职，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对声浪，大部分官员要求张居正回家守孝。
这一次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官员成分很复杂，一部分是基于维护儒学礼制，另一部分是想赶张居正回家。这两派人怎么区分呢？看他们在张居正死后的作为。
东林前身基本上是出于维护儒学礼制，朱元璋是非常重视孝道的，祖制里面不允许夺情，但是在明成祖到明英宗这一段，因为朱棣的屠杀，儒学伦理崩塌，夺情的风气很盛；明孝宗以后儒学复兴，夺情又变得少之又少，只要出现夺情，就会受到儒学捍卫者言官的严厉批判，并不是只针对张居正。
明朝皇帝说言官“骗廷杖”，很多时候是自己违背原则时挨了骂，不好意思处罚言官，只好这样说来泄愤。言官骂皇帝不一定骂到了点子上，但敢顶皇帝的牛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这对于明朝的变态皇权有一定遏制效果，在政治上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被廷杖的官员得到天下敬仰是很正常的。现代阉党动不动就学着明朝皇帝说他们“骗廷杖”，以为廷杖是请客吃饭呢，你怎么不去骗个廷杖试试？现代没有廷杖，你还可以见义勇为啊。但是“见义勇为”跟他们“帝王心术”的画风差别太大了，大概率是不会的。
明朝最大弊政——廷杖
这里面包括张居正的门生吴中行、赵用贤，为了维护礼教，甘冒当时十分严重的欺师灭祖之名弹劾座师张居正，也包括东林早期的巨擘邹元标，他们都遭到张居正的迫害，被处以廷杖，吴中行、赵用贤腿上的肉都被打得一块一块掉下来，邹元标直接被打成了瘸子。
而另一些人则借助维护礼教之名，借言官的声势，想要赶走张居正，这包括张居正死后入阁的一些阁臣如王锡爵（苏州太仓人）、张位（江西新建人）、赵志皋（金华兰溪人）、许国（徽州歙县人）、沈一贯（宁波鄞县人）、朱赓（绍兴山阴人）等，这些人其实是现代阉党津津乐道的“江南大商人”的代表，他们大部分是张居正改革的真正反对者，还是后来阉党的祖宗。
另外，当时支持张居正夺情的人容易被误认为是张居正改革的支持者，实际上他们才是毫无原则，唯权力是从的佞臣，如张四维、申时行，张居正权重时就支持张居正夺情，张居正一死就支持万历帝反攻倒算，尽废张居正之法，还迫害张居正家人，他们才是张居正改革的罪人来着。
看历史上的人和事，只问动机而不问效果当然是一种偏颇，近年来已经被批判得够多，有点矫枉过正了。反过来只看效果，完全不问动机同样也是偏颇，无法从更长的时间段内审视时代的脉络。像张四维、申时行这样的人，支持的是张居正还是权力，就很有分辨清楚的必要，厘清以后就能对错综复杂的明末历史把握得更准确。
清算张居正的是东林党吗？
3
谈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在为东林党洗地，没关系，现在才是重点，你接着看，就知道不是洗地了。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无法行驶绝对皇权，不满已久的明神宗万历帝马上在新任首辅张四维的卖身投靠下，对张居正进行清算。清算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策划，首辅张四维带头，党附于张四维的奸佞言官冲锋在前，共同完成的行动，并不是凭区区言官就能办到的。
张四维可以说是阉党的祖宗
现代阉党一说到清算张居正就骂言官，然后用言官来等同于东林，诱导大家认为东林是张居正改革的反对者，实际上言官分为两派，东林是讲原则的一派，而攻击张居正的则是不讲原则、唯权力是从的一派，是东林的对立面，张居正有权他们就是张居正的工具，皇帝有权他们就是皇帝的工具，后来阉党有权，他们又是阉党迫害东林的急先锋，要说“言官之祸”，归根结底是权力之祸，是皇权之祸。
而所谓的“东林”，这时要不就已经被张居正赶回家，要不还没步入政坛。与想象的相反，东林人士不但对张居正改革大体持肯定态度，还积极为张居正平反，王天有先生对此总结甚备，容我稍作转述。为张居正请谥号的，正好是被张居正打成瘸子的邹元标，吴应箕《国朝纪事本末》载：
先生（邹元标）日：“江陵（张居正）之不守制者罪也，予往时不得不论。由今思之，江陵未尝无功，则谥亦不可不复。诸君以为如何？”时诸御史皆服先生无成心，其始终为国也。
当初对张居正毁天下书院愤怒无比，骂“楚相不忠不孝”的赵南星也不过是性格比较激烈，后来也是为张居正平反的主力，其《劳臣军工疏》中说“今公论照明，共称其功在社稷”。多说一句，赵南星有很尖锐的反对一条鞭法的言论，但那是在万历后期，是批判一条鞭法在浙党手上走形之后的弊端，并不是反对一条鞭法本身。
东林梅之焕在万历帝还没死的时候就敢夸奖他最忌讳的张居正，说“使今日能有综名实、振纪纲如江陵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