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89 期 15 版“博物”文章之一。
十年的光阴难说长短，但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作为当事人的确感触很深。正是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和考古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在组织者和参与者服务学术、引导学术、繁荣学术的信念支撑下，“论坛”才会走到今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年度考古新发现”（学界简称“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自2002年创办以来，迄今已成功举办十届，累计评出60项新发现。经过十年的淬炼，该论坛现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术品牌、中国考古学界的重要学术平台。身为论坛的主要创办者和组织者之一，白云翔研究员见证了其每一步的发展。近日，白云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顾了十年的心路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已举办了多年，在业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此情况下，为何还要创办“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这个“六大考古新发现”的定位是什么？与“十大考古新发现”相比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白云翔：多年来，国内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出现过一些问题，种种情况表明，考古学的发展需要一个新的交流平台。作为全国考古界的国家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责无旁贷。论坛自创办以来，在努力打造中国最新考古信息的交流平台、中国重大考古发现的展示舞台、中国最新考古进展的学术讲台“三台合一”的同时，还积极发挥推广考古新理念、新探索、新成果的作用。与“十大考古新发现”相比，“六大考古新发现”更注重每个新发现的学术意义。每年“六大考古新发现”里的项目绝大多数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也说明了一定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标准？
白云翔：入选的项目首先要满足三个基本要求：政治方向正确、发掘手续合法、发掘过程科学。在此基础上，看该项目在学术上有无创新，运用了哪些新理论和新方法，对学科发展有无推动作用，而不是关注项目本身是否“热闹”，出土文物是否精美。如2010年的江苏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考古项目，这种貌似“没什么看头”的项目为什么能入选？原因很简单，我们看中的是其学术价值。在我国东南地区，在某种意义上，发现东周时期的城址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考古队员在寻找城址的同时，将周围山上的墓葬也纳入研究范围，进行了综合考古调查和发掘，自觉运用了区域考古的新理念，具有创新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累计评出的60项考古新发现中，哪项最令您难忘？
白云翔：难忘的项目有很多，2009年发掘的曹操墓可算其一。曹操墓之所以入选“六大考古新发现”，并非偶然。曹操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人物，人物的重要决定了其相关遗存的重要。汉末三国时期的考古研究一直很薄弱，因此，一旦有重要发现，其学术价值就不可估量。在学科发展中，人们需要找到一些标尺，即标志点。如果曹操墓能在时空、性质上得到确定，那么，即可以它为标尺，人们在观察整个三国时期的相关遗存时就有了参照。曹操墓引发的争论空前激烈，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产生了积极作用。现在，考古发掘在定性时更加谨慎，越来越强调科学性、准确性和实效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具体谈谈十年来在论坛的影响下产生了哪些新理念和新方法？
白云翔：新世纪以来，田野考古的一些先进理念、方法和行之有效的做法迅速得到了推广，其日益成为广大考古工作者的自觉行动。具体说来，无论是主动发掘、抢救性发掘，还是保护性发掘，都带有明确的学术目的；区域调查、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不仅被应用于城址和聚落考古，并且被应用于墓地考古、手工业生产遗存的考古；无论陆地的田野考古，还是海中的水下考古，都自觉地坚持多学科合作；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做法贯穿于田野考古工作的全过程，并与之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田野考古精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请您详细介绍一下这种趋势。
白云翔：目前，从田野调查中的标本采集、坐标测量、详细记录，到田野发掘中的科学测绘、细致清理、各种标本的收集和多种形式的记录，均呈现出精细化趋势。突出的例子就是，学界最近提出并付诸实践的“实验室考古”，即把那些在野外难以进行细致清理的遗迹和遗物整体提取到实验室，同时开展清理、研究、保护的科学发掘工作，如此，可获得常规发掘难以获取的珍贵资料和信息，并且实现了文物保护的最大化。2010年对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的发掘，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发掘的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是明代遗址，明清遗址入选年度考古新发现的情况比较罕见，请问这有何启示意义？
白云翔：这说明田野考古领域正在逐渐扩展。一方面，是时间上的扩展。过去常说“古不考三代以下”，虽然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一般定在明朝末年，但长期以来重视史前和三代考古，对秦汉以后的考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像老司城遗址这样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都出现了后延的趋势。美国《考古》杂志评选出的“2010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中，有一项是对1853年沉没在加拿大班克斯岛附近的英国海军“调查者号”沉船的调查，还有一项是对建于1608年的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座教堂遗址的发掘。很显然，我国对明清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国外考古学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是空间上的扩展，即“水下考古”。“南澳I号”明代沉船的调查和试掘就是一例。就世界范围而言，早在19世纪中叶，水下考古就已形成。在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形成。20多年来，我国的水下考古从无到有，日趋成熟并有效地得以开展，并不断取得新成果。田野考古领域的扩展，既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考古学发展繁荣的必然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来，“论坛”的发展有目共睹，是什么力量支撑论坛的发展壮大？
白云翔：十年的光阴难说长短，但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作为当事人的确感触很深。正是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和考古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在组织者和参与者服务学术、引导学术、繁荣学术的信念支撑下，“论坛”才会走到今天。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适应考古学事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把“论坛”办得更好，为中国考古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