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89 期 15 版“博物”文章之一。
十年的光阴难说长短,但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作为当事人的确感触很深。正是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和考古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在组织者和参与者服务学术、引导学术、繁荣学术的信念支撑下,“论坛”才会走到今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年度考古新发现”(学界简称“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自2002年创办以来,迄今已成功举办十届,累计评出60项新发现。经过十年的淬炼,该论坛现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术品牌、中国考古学界的重要学术平台。身为论坛的主要创办者和组织者之一,白云翔研究员见证了其每一步的发展。近日,白云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顾了十年的心路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已举办了多年,在业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此情况下,为何还要创办“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这个“六大考古新发现”的定位是什么?与“十大考古新发现”相比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白云翔:多年来,国内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出现过一些问题,种种情况表明,考古学的发展需要一个新的交流平台。作为全国考古界的国家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责无旁贷。论坛自创办以来,在努力打造中国最新考古信息的交流平台、中国重大考古发现的展示舞台、中国最新考古进展的学术讲台“三台合一”的同时,还积极发挥推广考古新理念、新探索、新成果的作用。与“十大考古新发现”相比,“六大考古新发现”更注重每个新发现的学术意义。每年“六大考古新发现”里的项目绝大多数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也说明了一定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标准?
白云翔:入选的项目首先要满足三个基本要求:政治方向正确、发掘手续合法、发掘过程科学。在此基础上,看该项目在学术上有无创新,运用了哪些新理论和新方法,对学科发展有无推动作用,而不是关注项目本身是否“热闹”,出土文物是否精美。如2010年的江苏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考古项目,这种貌似“没什么看头”的项目为什么能入选?原因很简单,我们看中的是其学术价值。在我国东南地区,在某种意义上,发现东周时期的城址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考古队员在寻找城址的同时,将周围山上的墓葬也纳入研究范围,进行了综合考古调查和发掘,自觉运用了区域考古的新理念,具有创新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累计评出的60项考古新发现中,哪项最令您难忘?
白云翔:难忘的项目有很多,2009年发掘的曹操墓可算其一。曹操墓之所以入选“六大考古新发现”,并非偶然。曹操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人物,人物的重要决定了其相关遗存的重要。汉末三国时期的考古研究一直很薄弱,因此,一旦有重要发现,其学术价值就不可估量。在学科发展中,人们需要找到一些标尺,即标志点。如果曹操墓能在时空、性质上得到确定,那么,即可以它为标尺,人们在观察整个三国时期的相关遗存时就有了参照。曹操墓引发的争论空前激烈,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产生了积极作用。现在,考古发掘在定性时更加谨慎,越来越强调科学性、准确性和实效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具体谈谈十年来在论坛的影响下产生了哪些新理念和新方法?
白云翔:新世纪以来,田野考古的一些先进理念、方法和行之有效的做法迅速得到了推广,其日益成为广大考古工作者的自觉行动。具体说来,无论是主动发掘、抢救性发掘,还是保护性发掘,都带有明确的学术目的;区域调查、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不仅被应用于城址和聚落考古,并且被应用于墓地考古、手工业生产遗存的考古;无论陆地的田野考古,还是海中的水下考古,都自觉地坚持多学科合作;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做法贯穿于田野考古工作的全过程,并与之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田野考古精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请您详细介绍一下这种趋势。
白云翔:目前,从田野调查中的标本采集、坐标测量、详细记录,到田野发掘中的科学测绘、细致清理、各种标本的收集和多种形式的记录,均呈现出精细化趋势。突出的例子就是,学界最近提出并付诸实践的“实验室考古”,即把那些在野外难以进行细致清理的遗迹和遗物整体提取到实验室,同时开展清理、研究、保护的科学发掘工作,如此,可获得常规发掘难以获取的珍贵资料和信息,并且实现了文物保护的最大化。2010年对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的发掘,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发掘的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是明代遗址,明清遗址入选年度考古新发现的情况比较罕见,请问这有何启示意义?
白云翔:这说明田野考古领域正在逐渐扩展。一方面,是时间上的扩展。过去常说“古不考三代以下”,虽然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一般定在明朝末年,但长期以来重视史前和三代考古,对秦汉以后的考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像老司城遗址这样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十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都出现了后延的趋势。美国《考古》杂志评选出的“2010年度十大考古发现”中,有一项是对1853年沉没在加拿大班克斯岛附近的英国海军“调查者号”沉船的调查,还有一项是对建于1608年的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座教堂遗址的发掘。很显然,我国对明清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国外考古学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是空间上的扩展,即“水下考古”。“南澳I号”明代沉船的调查和试掘就是一例。就世界范围而言,早在19世纪中叶,水下考古就已形成。在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形成。20多年来,我国的水下考古从无到有,日趋成熟并有效地得以开展,并不断取得新成果。田野考古领域的扩展,既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考古学发展繁荣的必然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来,“论坛”的发展有目共睹,是什么力量支撑论坛的发展壮大?
白云翔:十年的光阴难说长短,但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作为当事人的确感触很深。正是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和考古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在组织者和参与者服务学术、引导学术、繁荣学术的信念支撑下,“论坛”才会走到今天。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适应考古学事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把“论坛”办得更好,为中国考古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