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有约访谈对象及策划和记录人简介：
王建新 男，“抗美援朝”战争结束那年生，现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为本次主要访谈对象，以下简称“王”。
个人研究成果:
主持和参加了国家文物局资助项目陕西扶风案板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多学科综合考古发掘与研究、西北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早期秦文化研究等重大考古研究项目；主持和参加了国家三峡工程中重庆万州中坝子等遗址的文物抢救和考古发掘研究、中日合作陕西麟游慈善寺石窟考古调查与保护研究、中日合作陕西唐陵石刻保护研究、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项目汉长安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编制研究等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研究的重大项目。出版学术专著2部，在国内核心以上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在国外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发掘获评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编写《慈善寺与麟溪桥》200年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东北亚系青铜剑分类研究》论文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陈洪海 男，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陕西省文物局特聘专家组成员，受汉唐网委托，为本次采访策划，以下简称“陈”。
汉唐有约记者 马凤霞，女，现供职于省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受汉唐网委托，作本次访谈全程记录，以下简称“汉唐”。
汉唐：“建新”这个名字，很明显带着新中国建立不久的印记，肩负着建设新中国的重任。很多人都很羡慕，教师除了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之外，每年还有两个月的长假，但是今天约请的两位考古教授，显得那样的忙碌，周五下午六点以后了，王建新教授的办公室内还人头攒动，大家还在开会。（贴图）
在歧视中长大的“黑五类”
汉唐：王老师，听说您是咱考古界少有的几个经历特别丰富的人，你自己觉得有哪些经历是比较铭记最深的，哪些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
王：文革期间的记忆最深刻，1966年到1968期间，我的父母都蹲牛棚，那个时候叫“牛鬼蛇神”，我当时才13岁，家里弟兄四个，我是老大，还得照顾三个弟弟，俗语有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么，没有粮食，不够吃，经常蹬辆自行车到长安县、灞桥、三桥买红薯、买玉米。而且还处处受到歧视，属于“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刚好我读中学，就在我母亲所在的那个中学，批斗我母亲的时候，我必须在场，亲眼看着母亲被人拿着棍子打，使劲打呀...... 文革是一场浩劫，这是一段许多人经历过的历史，但是经历过并在这种浩劫中坚强活下来的人，在以后的人生中，遇到任何事情，都不会轻易放弃的。现在的自杀事件之多，可能是因为没有承受磨难的的心力和能力。
陈：痛苦和磨难都是一种财富，前提是必须战胜了磨难，战胜不了，痛苦就永远结束不了。
双料第一
汉唐：王老师听说您的经历很曲折，但还是在考古学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很想了解下您的成长过程，比如早年求学经历、大学和留学生涯什么的？
王：“中学其实什么也没学到，1968年入学，1970年中学毕业，两年能学什么呀？两年要是好好学了还行，主要是那时候天天烧砖头、挖石头，挖防空洞，每个教室底下都有个防空洞口，在老师的讲台底下。先搬城墙砖，连城墙都挖了，当时西安的城墙都快成秃子了。“深挖洞，广积粮”么。然后是学工，到玻璃厂去学吹玻璃，到机床厂学钳工；学农，到农村去帮着农民插秧、割麦子；学兵，军事训练。还要搞斗批改（批斗老师），就成天弄这些事儿去了。
中学毕业后去修襄渝铁路，编入了铁道兵，叫三线学兵连，打隧道、打炮眼（那个时候几千人打一个隧道，现在只要几十个人），这个经历，一是很艰苦，二是很危险，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四次死里逃生。后来又当了铁道兵。
王：1977年从部队复原那年，正好赶上了恢复高考，于是78年十月份入学，就到了西北大学的考古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陈：当年教育部在全国高校中选拔青年教师公派日本留学，每个省选一个人到北京参加考试，最后录取10人，全国30个参加考试的人中20多个是学日语专业的，只有王老师一个是学考古的，但是他日语特别好,考试选拔，他还考了第一名。在日本的时候，有个外国人演讲大赛，NHK电视台现场直播，日语演讲比赛中也获得了第一名。
汉唐：王老师学日语心得：“我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笨办法，但是有个有效的办法：背诵所有精读的课文。”
死神“宠爱”过的考古教授
飞来石之祸
汉唐：能说说您人生历险的事么？
王：第一次遇到危险，是刚刚参被加工作不久，当时在修铁路，修铁路之前要修公路。因为当时所有的东西都要依靠汉江船运。什么都没有，山坡上自己支个帐篷，自己挑水。没电，更没有抽水机，要翻山越岭的去河沟里挑水，水浅，要用瓢、碗才能舀满。有一天我正蹲着舀水呢，突然就晕了。醒来后才听别人说，当时从山顶上掉下来一块扁平状直径大约在45厘米的不规则的石头，砸到了腰上，还好是平着砸下来的。被人抬着往卫生队走，那个时候路都没有，坐船往江南岸，沿着江边先走20里，卫生队在江北岸，再坐船往北岸。经过检查，肾脾都出血了，住了8天院，就偷着跑回来继续干活，那个时候《英雄儿女》王成说：“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怕死不怕累，怕死不是共产党员”，那个时候浓厚的氛围，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王：很多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学兵连战友聚会呢，当时我就说，毛主席号召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啊，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怕死。
陈：王老师不怕死，王老师死里逃生、命悬一线有5次，他能怕死么。
生死“蹦极”
王：第二次遇险，《红旗渠》看过没？就是里面的镜头，炸石头，悬崖峭壁上，用一根绳子绑在腰上，上头是两根钢钎，一根钢钎绑绳头，另一根钢钎绕一圈绳子，上头有个人抓住中间一段，一点点往下放，依靠摩擦力和支撑力确保安全，炸过的石头都是呲牙豁口的，我在下面开始翘石头，换脚挪动位置的时候，上面的人没有抓住，绳子全都掉下来了。
王：感觉就跟蹦极似的，只是蹦极是垂直的，我是从豁豁牙牙的石头上，一边撞一边往下摔，幸亏绳头还是绑着的，没有掉到头，等大伙儿把我救下来，满身满头都是血，血肉模糊呀，跟恐怖片似的。
建军节险情
王：第三次遇到危险，1971年，7月31号，为了迎接建军节：“大战100天，为八一献礼”。当时我负责清理隧道内翻斗车轨道上的渣滓，那天运来了几车皮直径约30厘米的东北红松圆木，在隧道里面卡住了，我就蹲下去检查是怎么回事儿，低着头、弯着腰正查看着呢，突然天旋地转，木头全砸到了我身上，安全帽都砸扁了，又是满身满脸的血被抬出来，那天正好遇到我母亲来看望我（前几次遇险，都没有敢告诉她），当我母亲看到我的时候，我又是满头打着绷带……
炮下一劫
王：第四次也是最危险的那次，那次我带着俩个人在隧道内安置爆破工作，导火索的燃烧时间是1分钟，20多支炮间距也不大，隧道内上导坑的渣滓要通过一个漏斗漏到下导坑，就在点火后，有个战友居然掉到漏斗里了！他自己动不了，紧急时刻呀，怎么办呢？我大叫：“喊人”！然后一头就钻进烟雾缭绕，黑咕隆咚的隧道里，我就去拔炮了。幸亏喊应了下导坑的人，把掉下去的人推走了，我们才赶紧往外跑。事后想，如果当时没有喊应下导坑的人，二十几炮要是有一炮没有拔成功，我们三个人谁都活不了。
汉唐：遇到这种有生命危险的抉择，当时您没有觉得害怕么？
王：哪儿还有时间去想呀，救人要紧。有了这些经历就什么都不怕了。谁都不能给我制造障碍，谁要是给我制造障碍，只能激发我的斗志，当我遇到一件事，我把它想明白了，值得我去做的时候，再困难的事，我都会去把它克服，我都死过几回的人了，我还会怕困难？
陈：我们遇到了困难，一般是考虑这件事有哪些优势，有那些困难，我们感觉到困难实在太大，很多人可能都退下来了，王老师只要感觉到这件事情该做，他就会全力以赴去做。
汉唐：经历过死亡的人，任何困难都不会怕了。以此告诫大学生：不要怕困难，不要爬磨难，不要轻易就放弃生命。
欲速则不达
王：两年学兵连后，72年12月入伍 ，又当了四年铁道兵，当年到格尔木的铁路就是我们修的。开车，也是在部队学的。
陈：他的最后一次死里逃生就是在甘肃考古的时候发生的。
王: 2001年在甘肃做调查的时候，开了一辆皮卡车，从安西到嘉峪关往返560公里，嘉峪关附近有个大黑山，中间大概就是十来分钟的车程，大黑山有个岩画点，到了以后还需要徒步爬6个小时的山，等下山的时候都晚上8点多了，当时为了早点完成工作计划，没听嘉峪关的同仁们的劝告，要是听了也不会发生事故了，到了晚上12点多，因为疲劳驾驶最后导致了翻车事故，那次断了八根肋骨，连锁骨带肋骨整个一边都断了，我这就叫欲速则不达，大家应引以为戒……
陈：前几年，有一次让出租车给撞了，把他的胳膊给撞的粉碎性骨折，到医院去拍片子的时候，人家医生说，你这肋骨就全断了么，你这很危险！王老师跟人家解释说，这肋骨不是这次撞的，是以前撞的没有给我接好，我太忙了，也没有时间去找他们。王老师，也是因为没有空 ，假如要是有空的话，他就应该去告医院不负责嘛！
汉唐：在此，汉唐网提醒广大支持王老师和喜欢考古的朋友们、同事们、同学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另外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要仔细点 ，不要怕浪费时间。
来了歌舞团的吧
汉唐：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学专家就是不食人间烟火、清心寡欲、一心钻研文献、埋头土坑内挖土的形象，事实上是这样么？
陈：1983年，我们一起去山东长岛做发掘，住在烟台宾馆，王老师在楼道上唱了那么一首歌，也就是吼了几句吧，那个时候才30来岁，有激情，唱的人家楼上住的客人都出来观望，服务员解释说 ，来了歌舞团的吧。
王：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合唱团的领唱，而且，当时我们合唱团还获得了全省合唱一等奖。
陈：王老师唱歌唱的好，那是众所周知的，以前没有发生事故之前，肺活量大，唱的比现在还要好呢。
汉唐：人生，其实就是五彩缤纷的，你可以选择快乐的生活，也可以选择愁眉苦脸的生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你再怎么愁眉苦脸，生活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如此，还不如选择开开心心的生活。
如果还有选择，还会选择考古么
汉唐：怎么着您就选择了考古？
王：哈哈（看着陈老师）
陈：我吧，说实话我当时报的时候也不知道考古是个什么，稀里糊涂就报了，学了，也没有怎么选择，就这么随波逐流的干着，干到现在，让我干点别的，我也不会呀，我只能干这个了。
王：我没有刻意去选择，但是有两件事对我可能在选择上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是我上中学的一个历史老师，那个老师每天上课前五分钟 ，就站在教室门口了，也不带任何教案，那是一个特别能吸烟的人，他吸烟的时候表情特别贪婪，好像要把烟吸到肚子里那样，上课铃声一响，很帅的把烟一丢，就来给我们上课了，他讲的很生动，跟故事一样。那可是文革期间啊，人人自危，在那样一个儿子揭发老子就是光荣的年代里，老师都没有心思讲课的，讲的不好学生们也是要起哄的，但是因为同学们都爱听他的课，谁要是捣乱，大家都会制止他，就这样一个老师，让我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历史跟考古是有关系的嘛；二是1976年我当兵的时候，去北京出差，部队派到天津接日本的进口车，接到车后开到了丰台，部队跟我一起来的人都回去了，叫我一个人等着接说明书，留了三个多月。有个叫刘德林的老师，后来是北京天文台天文专家，他父亲是老燕京大学的教授，家学底子特别好。他领着我跟另外一个战友，几乎把北京及其周边所有的名胜古迹都转遍了，有时候坐公共汽车，有的时候骑自行车，虽然是天文学家，但是他能把所有古迹来龙去脉都讲解的很清楚，那个时候我就对考古更加痴迷了。
考大学时填报志愿，我毫不犹豫将第一志愿全都填报了考古，后来被西大录取。但是那个时候说实话，上了四年大学，我并没有把考古学的精髓搞清楚，当时也没有想过干考古。82年毕业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留校，其实那个时候我的理想就是去小雁塔文管会，我就觉得那边风景挺好的。当时大学毕业后统一分配，有一个留校名额，我们班有两个同学想留校，这么上下一活动，带回来一个消息，说这个名额是给王建新的，要是他不留，就作废了，还会挤掉西安市别的名额，大家都跟我说，你留吧！你留吧！那我就只能选择留校了。
王：1983年年初，到北京进修，半年时间在学校听课，俞伟超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半年时间跟着老师们到严文明先生主持的考古工地发掘，俞先生把考古学用哲学的语言讲出来的。严文明先生，那种严谨的逻辑思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讲课风格，这两位是北大考古系讲课最好的老师，但是这两位老师，都给了我最大的积极影响，可以说我到了30岁了，而立之年了我才知道考古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才开始领略明白考古学的精髓，才觉得有意思 ，觉得自己重新活了一次。
陈：我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王老师的，俞先生和严先生，也是我遇到过的所有老师中最敬佩的，先生们那种激情、那种思辨、那种逻辑、那种思维太活跃，就是到现在我也没有觉得谁能在我心目中超越他们。俞先生直到去世，一直都特别喜欢王老师。去年我们在河南开聚落考古会议的时候，严先生最后做总结的时候说，今天全国从事聚落考古工作的人都到齐了，有实践，有理论探索，要是西北大学的王建新来了，就更好了。此事说明，王老师在先生的眼中，也是非常喜欢的。
脚踏两只船 一肩担责任
汉唐：我国第一代的考古学家如李济、粱思永、夏鼐等先生往往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二代的则多是选取一个阶段作为研究对象，但是他们的范围都是偏大一些，这之后的研究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就更小了，这么多年来您是专攻那个领域的？
王：我学的虽然是秦汉考古，但是每年的教学实习，大都是新石器的，所以我不得不要把这些东西都要认真研究，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实际搞的是新石器。
陈：现在好多大学生，诉苦专业不对口，但是工作需要才是决定选择的。
王：工作中，有些是产生兴趣的，有些是，不得不去做的，但是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我都想着一定要把它做好。一旦开始做了，就会有兴趣了。
汉唐：在不同的专业上游走，王老师给咱谈下利弊得失吧？
王：我不否认现在有些专家一辈子只攻一个领域，最后把它做成最强，但是我的经历造成了我不能只做一个方向，但是因此我会有不同的新鲜感，所以现在造成了“脚踩两只船”的局面，就是考古跟文化遗产管理，要说利弊吧，就是让我比较忙，其实两者是有交叉点的，后者可能站的高度比前者高一些。
汉唐：王老师现在是脚踏两只船，一只脚在考古学上，一只脚在文化遗产上，您是怎样实现中间这个转化的？
王：一开始的机缘是西安有个汉长安城，汉代的首都，它的保护规划当时是由西北大学的城资系负责，当时是由赵荣（现陕西省文物局局长）主持做的，九十年代后期他大概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事情了，可是2003年左右的时候，他调走了，他就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说实话，刚开始我不是很情愿去做这个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因为当时我正在做新疆游牧民族的研究，我的热劲都在哪儿呢，在他的动员劝说下我就接过来了，一开始我还是做着试试看吧，参与者的身份 ，做着做着我就来兴趣了，后来做规划中我是带着感情认真去做的，包括从最基础的保存的现状，人文环境的现状、自然环境的现状 ，它存在的问题，而这些也都是考古需要做的。把这些都分析透彻了，找出针对性的对策。当然要跟政府的各个部门去讨论，像规划部门、园林部门、土地部门、城建部门等等去磨合等等。可以说考古学是我的爱好、追求，但是文化遗产保护，就是我的社会责任。
陈：任何一个规划，要颁布实施，能行得通，必须各方达到一个平衡，否则，行不通的，比方说，你说你做的很完善了，但是，落实不下去，等于0。
王：你要有你的理想状况，有你的目标，同时你必须面对现实，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的很多，管理学、社会学、环境学、经济学、规划学等等，有些很多知识，不懂现学，请教专家，学到一定程度才能请教人家，光请教，你得学，不能对不上话人家不能教给你一个白丁啊，不断的请教，这也是迫使我不断的学习。
王：最典型是有一回，我们做一个道路规划，是一个西安市交通道路世行贷款项目，当时西安市已经准备了5个项目，但是世行专家来了，提出在西安市最好做一个跟文物有关系的项目，后来我参加了讨论，最后决定做未央宫的汉代道路复原保护的工程，我们和交通部第一勘察设计院合作做项目申报书、可研报告和项目规划，因为我们不懂道路，我们先做，最后他们给我们把把关，当时我们那叫一个恶补呀，在很短的时间内，恶补那些道路啊、交通啊、规范标准呀等等知识，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啊，几个研究生轮着陪我，到后来我把本子送到交通部第一勘察设计院，他们看了后，很吃惊：你们从来没有做过道路就能做到这个程度?后来，我们的本子还多次得到世行专家的好评。这个项目和西安市政府做的那5个，一共是6个，现在都开始实施了。
汉唐：大家都知道考古很苦，如果还有选择，还会选择考古么？
王：以前有个学生问过我这个问题，张建林老师也在，我想了想：我还会选择考古。事实上，那天社科院考古所的赵志军老师讲课，总结了三个非常好，回头大家可以看看赵老师的PPT。考古在国外大片上：英雄的考古（美女、潇洒、冒险）；考古在中国老百姓眼中：低俗的考古（盗墓、鬼吹灯、财宝）；真实的考古：既有艰苦也有乐趣。
汉唐：现在外人对您的评价自然是很高了，现今社会上对大师、权威、专家、学者等等也都有不同的看法，那您自己给自己的评价是什么？
王：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从学业、学科角度上来讲，我还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做考古这件事情的，这就是我的事业。人啊，要有精神寄托，物质生活没有尽头的，而考古学，就是我的归宿，就是我的精神港湾，就是我的愉悦，我的一切。” 我还经过商，1992年，校党委鼓励动员老师们经商，校办企业，我办了国家第一拨古钱币礼品限量版发售内容的公司，做了一年，逐渐走上了正轨，我就不干了。挣点小钱，有啥意思？还是做学术有意思。
考古学是个什么玩意儿？
汉唐：近来有一部很火的作品叫《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咱们也学着放松点说话，那您觉得考古是个什么玩意儿，考古学与文物学、历史学的区别？
王：考古跟文物是分不开的，但是考古跟文物研究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比如一个杯子，文物学是研究现在这个本身，这个存在，年代、艺术价值、甚至有人研究市场价值，而考古学是研究这个杯子背后的事情，是透物见人的，比如当时的人制造过程、使用过程、废弃过程，最终是要复原古代人类的社会，至少是要接近。研究过去人的目的，是为现代和未来而研究的，考古学不是一帮玩古董的人，而是为现在和未来研究的，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这个跟历史有相似的地方。而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区别，历史学主要是依据文献学方面的，我们虽然有两千多年的文献资料，但是这些文献带有片面性的，可以说就是一部政治史，帝王将相的政治史，老百姓的生活就无法全面被看到，但是考古学可以，我们承担的是历史学家完成不了的。历史有若干个层次，就如法国年鉴史说，长时段的历史、中时段的历史、短时段的历史；像咱们的文献史学，主要是研究短时段的历史，就是政治史；中时段的历史主要是经济史、社会史，历史学在这方面，可能就有一定的缺陷了；长时段的历史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史，就是人是怎样适用环境的；所以，考古学对中时段历史的研究相对较大了。
王：为现实服务，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墙头草，随风倒，不是那么回事儿，为现实服务，是为了让现代人了解过去，所以我认为考古学，还是一门科学。尽管它是牵扯些经验性的东西。随着这个学科的发展，它的科学性，可能会越来越突出。
国内外的差距
汉唐：您认为我国的考古学与欧美的或者其他国家的有什么异同？在发展水平上有什么差距吗？
王：我们对中国考古学的评价，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中国考古学积累至少也有八九十年了，这段时间，针对中国考古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符合自己的有效做法，是符合中国实际的，这是优点。缺点呢，中国从国外回来的博士硕士有很多，但是我们对外界的了解的仍然很少，就是说中国只有中国考古学家，没有研究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地区的考古学家。比如日本，除了有日本考古学家，还有研究中国的考古学家，而我们就没有，现在看来知道的也就有那么一两个吧，就是说西亚考古学家也好，中亚考古学家也好，这些都没有，欧亚大陆的都没有，古代希腊罗马的考古学家，没有！甚至连我们近的都没有，连东亚考古学家，日本考古学家都没有。就是说，存在我们脑中里的中国考古学还没有成为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
陈：像欧美有一些中国考古学家，像日本，研究中国考古的就更多，但是咱们中国，就没有日本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讲，咱们的考古学专业要讲外国的考古学，要讲外国考古史。否则咱们就不能正确理解中国考古学，老先生今年都87岁了，还能看到这一点，而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没有看到，我觉得现在差距在哪儿？这应该是一个差距。
王：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比如我们研究中国的文明史起源，我们都不知道全世界其他地方是怎么起源、怎么发展过来的，你能把自己的起源说清楚么？这样就是自己说给自己听呀！
陈：所以，我们说中国考古学和外国考古学，在技术手段上，不一定有太大的差距，咱们现在慢慢的在接近，也有经费了。但是，很多方面，有的时候，我们的差距反而是在观念上。这种观念，还不一定是专门研究上的观念，而是如何认识我的古代，认识我们的过去，这种主观上的、不自觉的那种感情基础上，所以有的人说，中国的考古学背负着太重的历史负担，能不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历史负担来看中国考古学，看中国的古代，我们不要把中国的古代说的一无是处，我们也不能把中国的古代美化的华而不实，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太强的这种历史，这种压力、这种负担，我们会不会把它搞得更好？当然这个事情我不敢说会怎么样，只是说有没有这个倾向，我感觉到好像是有这个倾向。
王: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呼唤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实际上考古学中的沟通，国际性特别强，共同语言特别强。就是说哪怕语言不通，看东西都能看懂，经常开一些国际研讨会，听不懂语言都不要紧，图片一放，就明白了。
汉唐：我国目前的考古学现阶段影响是什么，以后可能会怎么样发展呢?咱们只是谈谈个人看法吧。
王：其实有正面也有负面影响。所谓负面影响，比如说大型基本建设，我们现阶段在房地产开发、输油气管线、铁路、公路建设等等工程过程中的考古，这些工程因为有工期的限制，迫使考古工作的质量难以保证，导致对考古工作者本人的素质也有负面影响。有关未来展望，现在接触国外考古多了，自己也探索多了，国家给的经费也多了，我们自己的学术水平、认识水平、信息水平、学术水平、信息资料收集水平也高了。比如，以前发掘兵马俑的时候，大家都是大干苦干拼命干，发掘出来俑都是没有彩绘的，但现在发掘出来的俑就有彩绘了。以前可能原本可以获得的信息就没有了，但是现在在这方面，我们做的比较好，比如都是边发掘边保护，就是说现在考古学在科学化的强度、精细化的强度、对资料信息的搜集强度、涉及的各种技术手段、各种学科门类的广泛程度，远远的超过了过去，这是个很大的进步。当然思考的问题也多了，80年代咱才开始建了考古学的时空框架，现在除了做这个工作外，还从更多的角度，通过更多的角度，来对古代的社会、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复原、去认识、去了解。就是说，以前都是一维的、平面的，现在都是三维的、立体的，就跟咱看电影似的，现在都升级成3D的了。
从文物到文化遗产的超越
汉唐：这几年，文物在市场上比较热，但是在行业内学术界和文化界是文化遗产热？从文物到文化遗产，您是怎么理解的？
王：文物，收藏古物，古代就有了这种喜好，汉代的墓葬中收藏西周的东西也有，汉武帝有个年号叫“元鼎”，为啥叫元鼎呢，就是发现了几件商周的青铜器，认为是一种吉祥物，属于祥瑞，连年号都改了。宋代开始形成金石学，当时吕大临写的一本书叫《考古图》，但是跟我们现在的考古是不同的。到了清代末年民国初年，形成了真正的金石学，用这些文物来证经补史，但是中国的考古学是由国外引进的，这是真正的考古学。我们叫文物的时候，日本人叫文化财，台湾人叫文化资产，我们现在叫文化遗产，事实上跟我们过去的文物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叫文物太具像，叫文化财也好、文化资产也好、文化遗产也好，它都代表了一种资源，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是社会的资源，所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提升了文物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现在科学发展观也好，和谐社会也好，对文物的保护利用传承是跟整个国家、民族、全人类联系的。考古学，在文化遗产上，要有社会责任的，对文化遗产的价值，首先要认识，要揭示。我觉得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日本的概念好，他们分为有形和无形。
陈：我一直反对把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认为这个是分不开的，你说哪一个物质文化遗产它没有一种无形非物质的东西在附着在上面？如果它没有了非物质的精神附着在里边的话，那它还是不是文化遗产？所以这两者东西，必须是有机结合的，实际上任何遗产它都有工艺技术，礼仪制度存在着，背后都有一套仪式存在着、继续着、演练着，除非停止了，那就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秦腔，剪纸等等这些，假如秦腔过了1000年后没有人会唱了，但是它还会有些乐器，乐谱还在，那就成物质文化遗产了。而实际上物质文化遗产它本身就含带着非物质层面，到底是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还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那一方面显现，怎么样被认识，这是考古学承担的责任。
王：对，揭示文化遗产的价值，考古学可能承担了主要的支撑，要保护它，怎么保护它，科学依据是什么，需要考古学来提供，就是说，考古学在遗产保护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陈:考古学、文物保护学、文化遗产管理学，构成了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体系，文化遗产价值的保存体系，文化遗产价值的实现体系，三个系统是互相支撑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就比单独讨论文物学或者考古学好，文化遗产这个层面更加提升一个高度。
汉唐网友短信问题1：老师们从事考古工作，有没有念头，挖出来的文物自己私藏了？
王：这是考古学界最基本的行规，就是说，做考古工作者的人们，包括给政府给国家做文物工作的人、博物馆，就是你要弄这个事情，你就别干这活儿。自己家里不能收藏文物，包括我们带学生的时候，也遇到这种问题，他可能不是在发掘区范围内捡到的，他就觉得自己应该可以私藏，就放在自己的床底下了，后来我们从重教育，因为你是考古队呀，你代表的是国家。
陈：这个问题问的人还真多，别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觉着很奇怪，不是说自己的觉悟有多高，都从来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过这个想法。这个问题就跟印钞票的能私藏钞票么？图书馆管理员能私藏书么？一样的问题，包括我们在遗址内搞发掘，这个村子就在遗址内，附近的村民就带着自己挖出来的东西，交给我们，我们很自然的就登记在册了，根本没有想这个东西也没有花费，是老百姓给我一个的，我就装进自己的兜兜了，就没有这个想法。
汉唐网友短信问题2：有没有因为工作而哭过，最后一次流泪在什么时候？
王：因为工作我没有哭过，遇到什么困难就想办法去解决它，哭有什么用处。记得一次痛哭是当学兵的时候，不是累的，也不是因为危险，而是心里面的委屈让我哭。我各方面都积极向上，不怕苦不怕累，可是看着一个个都入团了，我则因为出身问题，父母都还在被批斗中，就是入不了团，那种委屈把人憋得难受呀，就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大哭一场。哭过了发泄完了，回来后继续好好干。
汉唐：访谈进行了四个小时，意犹未尽，现在时刻22：45分，考虑到两位老师的休息，所以这次访谈不能将网友的提问一一呈列，欢迎两位老师能够在线跟大家交流。陈老师有个阴谋（开玩笑说）：“等以后王老师老了，给他剃个大光头，他那个长寿眉，跟光头，就跟个高僧似的”，本此访谈在愉悦中结束。
（责任编辑：孙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