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响鄂东敌后抗日第一枪
“七·七”事变时，我是武汉大学的学生;1936年秋就参加了秘密的全国学联的活动，和党有了联系。1937年9月底的一天，陶铸到珞珈山找我，要我开一张可以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学的名单。我开了七八个人的名字，并写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交给陶铸。陶铸问我，是不是开多了，我说他们都不错。1937年10月2日，小黄(即杨学诚)来到我的宿舍，我们自己画了镰刀锤子的党旗，在他的监誓下举拳头、念誓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日寇正在攻上海，我认识到在国民党那样的抗战政策下，武汉肯定守不住，要抓紧时间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因此，入党后，就写了要求到将沦陷为敌人后方的农村去的报告。党批准了我的要求，介绍我到七里坪农村工作训练班学习。
七里坪农村工作训练班，除野外军事训练外，有三门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静吉讲，王明回国到武汉后说要重讲，但没有重讲;党的建设，彭康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郑位三讲，这一课使我懂得了“战略上一以当十，战术上十以当一”的辩证指导思想，对后来参与战争指挥起了重要作用。
训练班结业后，我这个刚出校门的书生，被任命去担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在武汉外围建立的第一个县委——黄冈中心县委的书记。那时日寇在占领南京后，正溯长江两岸西上，面对这一紧迫艰险的重任，我尽管毫无经验，但不能也不应推辞，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当时并没有想到，这却对我一生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接受任务后，临时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又要我提名一位女同志扮作夫妻同行，以便掩护秘密工作;因为那时国民党当局是不允许共产党在武汉外围公开存在的。我喜出望外，脱口而出地说：“那就选同志们认为表现最好的陈景文。”她原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钱瑛亲自找她谈话，征求意见，景文表示同意。我们便于1938年1月28日，从汉口乘小火轮同赴黄州。同年4月，我们在黄冈结了婚。
我们的工作一开始就比较忙，日寇长驱直入，留给我们准备开展游击战争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们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吸收黄州的青年学生和教员入党上。但是，我和张明要抓紧时机把各处党的关系接上，因此在黄州培养、发展青年知识分子党员的任务，主要落到了景文的肩上;她经常以郊游名义在黄州古塔附近聚会积极分子和新党员。这第一步棋是走对了，这些新发展的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后来大部分成了党的各级骨干，相当一部分成了我们建立起来的部队的骨干。我们发展的第一个青年党员是段亚杰，即文祥，他是黄州省立第六中学的学生，“七·七”事变后在黄州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到七里坪见到了张体学，体学叫他回黄州，告诉他会有人去找他。
1938年2月下旬，黄冈老三区的老党员漆先庭、林少怀、石坤山拿了中共湖北临时省委的介绍信，到黄州找到了我们。
根据我和漆先庭等商定的安排，3月初他们派孙家冲张家湾的漆砚田到黄州和我一道经方家坪、百丈岩进山。我到了老三区的各个老据点，见到了那里的许多老党员、老便衣队员，了解到那里的党是坚强的，群众是一心向党的，严守党的机密已成为那里老乡们的信条。有一个女人和国民党士兵有来往，老乡们就什么也不和她讲。情况很明显，要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依托沿江城镇是不行的。因此，我回黄州向中心县委汇报情况后，建议把工作重点立即转到黄冈老三区，依靠那里的广大农民群众作准备工作。并把在黄州发展的青年知识分子党员，特别是家在老三区的，尽可能地动员回家。那是1938年3月底4月初，徐州会战已接近尾声，时间已很紧迫。中心县委同意了我的意见。
1938年六七月间，方毅代表湖北省委、鄂东特委到黄冈，传达省委关于放弃沿江城镇，全部进山的指示。在他的指导下，进一步明确提出：“一切为了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作了具体周密的布置。会议决定撤消黄冈中心县委，成立黄冈、浠水两个县委，直属鄂东特委领导，我任特委委员兼黄冈县委书记。会后，方毅又回武汉向省委要干部。9月18日他带着赵辛初、姚力、蒋立、王表、吴醒国及在国民党部队中的中共秘密党员丁宇宸回到黄冈，直接领导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工作。
扩大会后，我们把红军便衣队留下的七条驳壳枪、一支单发的土手枪和从总路咀联保队中拉出来的十几条枪扛了起来，组成了一支秘密的抗日武装。在张家湾后山细屋冲的芦家湾办了培训党员的训练班并登记新兵。景文负责上课和考察新兵。漆少川照管生活方面的事。凡来报名参军的，景文第一句话就是问：“怕不怕苦?!怕不怕死?!”表示不怕的，就留下接受短期训练，然后回家等候通知。
1938年10月23日清晨，我们得到浠水县城陷落的消息，立即通知各地党组织带领群众分头出动，去收捡国民党溃军遗弃的枪支、弹药、马匹和愿意留在敌后打游击的国民党士兵。在淋山河日寇刚占领的据点附近，我们发现了国民党遗弃的一个苏联援助的枪弹库，夜间派人全部搬了回来。当时黄冈、浠水已有600多党员，我们很快组织起了一支队伍，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的旗帜，张体学任队长，丁字宸任队副，文祥任指导员。为了集中精力抓部队，恢复了黄冈中心县委，文祥任书记;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和地方的工作，方毅任书记，我任副书记，不再兼地方的职务。
1938年11月，方毅率挺进队一部，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袭击淋山河的日寇据点，打响了鄂东敌后抗日的第一枪。随后体学、丁宇宸等又率部插入新洲、柳子港等地袭击日伪据点，反击日伪军对黄冈的第一次“扫荡”。丁宇宸、刘洪顺(老红军便衣队员)率领部队还曾深入到靠近长江边的涨渡湖东侧的王家坊一带活动，为文祥、漆少川等后来开创王家坊、涨渡湖抗日游击根据地起了开路的作用。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挺进队就发展到了1000多人、11个中队，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在鄂豫边区成立最早、发展最快的一支队伍。
二、五大队突围与西进
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在继续进攻国民党军队的同时，加强了对蒋介石的诱降政策，蒋介石也加强了反共的一手。
正当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蓬勃发展，应该西出，深入日寇占领区以谋求更大发展，创建鄂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方毅两次被召到中共鄂豫皖区党委，奉命与广西军谈判。理由是让我们取得“合法”，认为这样才能解决给养问题。方毅开始反对，后来也只好服从。这样我们就戴上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第五大队”的帽子。防区被指定在黄冈、麻城交界的夏家山一带，后面是广西军主力张淦的第七军;前面是国民党鄂东地方部队黄汝庭部，卡住我们西出的要隘夫子河;左翼是程汝怀的主力，原来的保安八团，卡住我们通向黄冈老三区的咽喉;右边是深沟大山。实际上国民党部队已经把我们包围起来了。五大队成立后，鄂豫皖区党委陆续派熊桐柏、刘传贤、汪进先、吴林焕、曹云露等老红军干部先后到五大队来。张体学任五大队队长，丁宇宸、汪进先任大队副，吴林焕任参谋长，文祥兼政治处主任，蒋立(即姜铎)任副主任，姚力任供给处处长，戴醒群任医务室主任。军政委员会仍由方毅和我任正、副书记。文祥继续任黄冈中心县委书记，主要精力放在地方。景文参加黄冈中心县委兼五大队政治处组织科长，主要精力放在部队。
五大队下属十个中队，编成三个营一个机炮排，一个警卫连，熊桐柏、刘传贤、漆少川分别指挥一个营，同时兼一个中队的中队长。
到夏家山后，我们经常是派两个中队在冈麻交界的敌占区附近活动，漆少川、文祥带一个中队留在黄冈老三区一带。五大队在此期间，拔掉了宋家墙日军据点，火烧了巴铺大桥，经常在公路两侧袭击日军，后来又配合六大队打垮了盘据在黄陂、孝感地区的伪八军李汉鹏部，夜袭伪二十五师赵光荣部，俘其旅长以下官兵200余人。
1939年2月，方毅奉调离任，中央派谭希林来五大队接替方毅的工作。谭希林到五大队后，传达了中央命令五大队西进敌后与六大队会合，成立鄂东地委的指示。我们都很兴奋，决定除漆少川、文祥所部留黄冈坚持外，其余部队、机关都待机西进。
1939年8月29日午后，广西军一七二师两个团突然出现在夏家山东侧燕子岩脚下，声称出击日寇，要我们让路。当时体学在黄冈老三区，我和丁宇宸、吴林焕判断，国民党顽固派向我们下手了，决定分头西进。吴林焕带两个中队先行，与正在返回夏家山途中的汪进先及其所率一个中队会合，一同西进;我和丁宇宸集合后方与余下的两个中队、一个机炮排及机关后方随后跟进;同时通知体学也率部西进。少川、文祥则按原计划留黄冈坚持。部署完毕后即将情况和部署电报鄂豫皖区党委。
吴林焕出发后，接区党委回电，认为形势并不像我们判断的那样严重，并说广西军和我们的关系还是好的，同意我率五大队主力西进，但要体学带一个中队及后方留在原防区，以维护和广西军的统战关系。与此同时，侦察员回来报告，在我前方和左侧的国民党部队均已空防，声称出击日寇。
国民党顽固派搞的这一阴谋使我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判断错了，区党委掌握情报，对形势估计是对的;便把驻在夏家山一带的部队机关转移到芦柴坳，并要体学率部和黄冈中心县委的张良卿、李福荫到芦柴坳，研究五大队主力西进后，黄冈的工作安排。这样就拖延了时间，使广西军和鄂东国民党顽军从容地完成了对我们的全面包围，广西军一七二师两个团转移到了我们行进的正前方。
8月31日午饭后，我和丁宇宸率部队出发，黄昏行至夫子河遇阻。我们知道上当了，当即派通讯员告知体学。我和丁宇宸反复商量，考虑到若从北侧绕道出去，体学带着后方孤军作战，太危险，便在山中隐蔽休息，设法策应体学。9月1日拂晓，芦柴坳方向先打响，丁宇宸按预先商定，带部队直冲连接芦柴坳的山头，未能冲上去，左肩负伤。顽军发现我们后，判断是我主力，便集中压来。我们沿来路边战边退，在一个山头上停下来，两山之间形成对峙，顽军轻重机枪从三面射来，炮弹落在我们据守山头后的水塘中，我们有山坡挡住，炮弹未造成伤亡。我正面部队在交战中发现对面全是广西军，出乎意外。部队产生慌乱，有的退了下来，大叫是广西军。我随即提起手中的快慢机，站在半山坡上，向部队大声喊话：“不管是什么军，谁打我们，就坚决还击!即使全部牺牲，也要保持共产党的光荣!”这样，把退下来的指战员都督了上去。此时，机炮排的排长林国平前来请示任务，我们便命令他把唯一的一门追击炮集中向右前方广西军三挺重机枪的阵地开炮。仅有的三十六发炮弹打完，广西军那个阵地上的三挺重机枪也哑了;我们便从那个山头北侧的隘口突围而出。
队伍行至出山口一个土地庙前，天已经黑下来，熊桐柏所带中队的副指导员林勉斌穿便衣正在那里等我们。当时熊带一个中队在敌占区麻城的宋埠、白果附近一带活动。9月1日清晨，他听见山里枪声一响，就对林勉斌说：“他们(指我们)要就出不来了，要是能出来，只有这一条路，你立即化便衣到山口土地庙去等他们。”这样，我们就由林勉斌带路，顺利地绕过顽军封锁线与熊桐柏会合了。
少川、文祥在黄冈龙王山一带也同时遭到国民党黄冈邵鹏程部的进攻，未损一兵一卒，安全突围，他们和刘洪顺、易鹏一道，到了王家坊，走出了抗战期间坚持黄冈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性的一步——胜利完成了向沿江敌后的战略转移。
体学所部是顽军攻击的一个重点，他8月31日晚得到我们通知后有所准备，程汝怀为探我部动静，夜间不断打电话和他亲自通话，体学虚与委蛇。打响后，终因兵力单薄，所带的一个中队被打散，后方人员全部被俘;他带余下的两个班、少数手枪队员换上国民党军装，隐蔽行动，于9月1日夜间突出重围，在涨渡湖与文祥、漆少川会合。文、漆将他们所带部队的大部分交给体学，补足成一个连，由体学率领西进。1939年9月18日，五大队各路部队会合于罗山县大小鸡笼山中的周党畈。在那里和我们同时会合的还有程坦、罗厚福、熊作芳率领的六大队、七大队与王海山、钟伟率领的信南部队。三股力量会合后，组成了临时支队，在王海山、程坦统一指挥下，南下大小悟山与国民党顽军蒋少瑗部打了一仗，随后跨过平汉路，在安陆赵家棚与李先念等会合。从此鄂东、鄂中和豫南在我党领导下的部队汇成了驰聘豫鄂边的一股洪流。
三、创建鄂皖边抗日根据地
1939年11月李先念等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在河南四望山召开鄂东、鄂中、豫南各路领导人会议，确定实行统一领导，成立鄂豫边区党委。将三个地区的部队在安陆赵家棚集中整编，除各地留少量地方武装外，组建了三个团，成立了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不久改为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鄂东部队整编为第一团。成立了鄂东地委，我离开部队到鄂东地委任组织部长，地委机关暂留平汉路西，并将孝感县委暂时划归鄂东地委领导。
经过秘密交通，黄冈与我们取得了联系，得悉文祥、少川、刘洪顺、易鹏等在王家坊、涨渡湖区不但坚持住了，而且得到很大的发展。他们紧紧地依靠群众，加强对伪军的工作，出色地创立了王家坊、涨渡湖区根据地。
纵队和区党委决定由我代表鄂东地委，与景文化装经敌占区去黄冈与体学等会合，组织东进。
我和体学等在王家坊、涨渡湖会合后，遵照上级指示，我们把体学、桐柏带去的一个营和文祥、少川后来发展起来的部队，整编成独立团，下辖三个营(第三营只有一个连)，体学任政委，熊桐柏任团副。体学、熊桐柏和我带着完整的两个营，666人东进，揭开了创建鄂皖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序幕。
我们东进时，国民党顽军正向我华东、鄂中新四军主力进攻。为了牵制顽军，我们先插入蕲春山区，那里时值大旱，所到之处巧逢甘霖，红军老游击区人民称为双喜临门。潜伏在那里的地下党员也出来了。我们先在蕲春派黄维栋、黄再兴下到张家榜附近组织了便衣队。随后又南下蕲春、广济交界的八里湖区、从山口和黄梅的太白湖，依托那里的地下党员何启、张凤林、居文焕、邹一清等，创建抗日游击据点，组织游击队，把我们沿途反击国民党顽军阻击缴获的抢枝发给了他们，随着工作的开展，区党委陆续把赵辛初、郑重、向洪等派到了鄂皖边。
东进中，熊桐柏非常重视配合政工人员作政治思想工作，对于解决独立团中存在的若干不良习气，起了很好的作用。他行军作战，往往是出敌不意，战士们自动唱出了：“跟着熊团副，行军走大路，到处打胜仗”的顺口溜。打了几仗后，我们决定回黄冈稍事休整。部队西返，黄昏时刻刚过巴河，桐柏建议连夜杀回马枪，奇袭驻在广济十八堡的王丹侯的司令部。王是国民党鄂东十七纵队的司令，是与日寇勾结，反共最积极的一个，又是广济的土霸王，不杀他的威风，广济敌后的工作难以开展。国民党正规军在田家镇失守溃退时，留下了大批好武器，王丹侯是那时一下发起来的。我和体学当即同意。于是立即回兵，来了个200多里的急行军。第二天中午时刻，直上十八堡后山，一枪未发，消灭其山巅哨所，居高临下，直扑王丹侯司令部，生俘50余人枪。鄂东顽军大震。
皖南事变后，1941年2月，纵队参谋长刘少卿率一个主力团到黄冈，恰遇日寇“扫荡”，打了一个胜仗。我们奉命赶回黄冈，在回龙山与刘会合。刘拟再寻机与日寇一战。我分析当时形势，敌顽夹击，黄冈回旋地区狭窄，在那里与日寇作战，腹背受敌，于我不利;为配合我军主力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抓紧时机创建鄂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议回师陂安南，拔掉盘踞在那里与敌伪勾结的地头蛇袁少祺部，策应纵队主力东进。刘参谋长欣然接受，并赞扬我有战略眼光，于是共同回兵，在他的指挥下打了一个干脆利落的歼灭战。
在此以前，独立团曾打了汪家集，重创据守在那里的伪军，不久该部自动撤离汪家集。从此涨渡湖区完全为我控制。陂安南一战，使王家坊、涨渡湖与大小悟山连成了一片，成了新四军五师、鄂豫边区在鄂东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前沿阵地，东进、南下的跳板和后方。
皖南事变后鄂豫边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纵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辖十三、十四、十五三个旅，成立了鄂东、鄂中、襄西三个军分区，创建了以大小悟山为中心、比较稳定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部队整编后，鄂东独立团改为十四旅四十二团，熊桐柏任团长。张体学任十四旅政治委员。我回到鄂东地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文祥、景文任黄冈中心县委正副书记。赵辛初、郑重任鄂皖边中心县委正副书记。五师为配合全国打退反共高潮，李先念师长率五师主力十三旅、十四旅东征，对国民党顽军进行了坚决还击。国民党调河南沈光武部到鄂东，体学率十四旅一部在浠水彭思桥与沈部遭遇，歼其一个团，生俘其支队长沈光武之子，经过工作归还其全部人枪，与沈光武达成互不侵犯密约。此后我们要路过沈部防区时，事先通知，他们即让路，待我们通过后再对天鸣枪。不久该部又被调回河南。
1942年日寇对大小悟山来了个“铁壁合围”，五师主力突出重围后，师部令我和刘少卿参谋长、政治部宣传部长刘放率主力一部到黄冈、浠水作战，牵制日寇。那时我已调任鄂皖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为张体学。在黄冈、浠水稍事活动。知我主力已粉碎日寇扫荡后，我就回到了鄂皖边，那已是1943年春节后了。
1943年5月，日寇进攻淅赣线，国民党军退出鄂南。五师为解鄂南人民于倒悬，分两路进军鄂南。
抗战初期我党在鄂南几度遭国民党顽固派暗算，只剩李平、雷同等少数人带小游击队在那里坚持;在我五师主力进军鄂南以前，他们就和我们联系上了。文祥、少川也在鄂城沿江华容、葛店一带敌占区附近开展了工作。1943年8月，五师参谋长刘少卿化名江岳洪与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率主力一部跨过长江，随即把鄂南与黄冈划为第四军分区，鄂皖军分区改为第五军分区，受刘、杨统一指挥。他们过江后，在鄂南成立了行政公署。
我军正在鄂南作战略展开时，国民党顽军竟勾结日寇，使其退出鄂南一些纵深据点，出动其大部队直插鄂南敌后，制造反共磨擦。我鄂南行政公署被袭击，刘、杨所率五师主力被迫返回江北。师部和区党委决定，合并四、五军分区和地委，成立长江分区与地委，刘少卿、张体学任正副司令员，我和夏农苔任正副政委兼正副书记。师主力回大悟山后，我们打算在鄂南创建梁子湖根据地，发动了歼灭梁子湖伪军、地头蛇的战役。可惜由于指挥失误，打了一场消耗仗，鄂南又只剩下李平、雷同等带的小游击队在那里坚持了。
1941年体学率十四旅一部在安徽宿松陈汉沟与七师参谋长林维先会师，后被国民党顽军切断。1942年五师又组织两路东进，拟再次打通与七师的联系，均被顽军重兵所阻。此后就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鄂皖地委委员、鄂皖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独立十八团团长郑重。
1943年他插入皖西，会见了谭希林、曾希圣等七师主要领导人，共同研究，认为在江北很难立足，便由郑重配合七师田仁永等，在江西彭泽湖区建立了一小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从此，我们从黄冈涨渡湖到彭泽，五、七师之间建立起了一条狭窄的沿江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