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位于皖、豫、苏、鲁四省的搭界地区，国民党统治薄弱，是共产党较活跃的地方。1930年，大伯二伯参加了共产党在宿县组织的两次农民暴动，结果都失败了。之后，二伯被派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大伯到江西参加了红军。他们离开后，被国民党及地痞流氓抄了家，除了土地房子以外，东西全部被掠走，并处以罚款。我虽然出生在地主家庭，但从童年起，就在动荡之中生活。
日寇进犯家乡沦陷
1938年4月底，麦子还没抽穗，日本鬼子打到了宿县。5月，日本鬼子又占领了徐州等许多地方。人心越来越乱，村子里的学堂也停课了，我们附近几个村子的乡亲，拉车牵牛扶老携幼去跑反(当地土话，指躲避日本鬼子)。 跑反期间，我亲眼看见鬼子的飞机在天上飞，机关枪扫射逃难的人群，被打死的百姓尸横遍野，肝脑涂地，惨不忍睹。我的家乡沦陷了，仇恨的种子埋在我的心里。这一年，我刚满10岁。
家乡沦陷之后， 日本鬼子在县城和大大小小的镇子安上据点，到处烧杀奸淫掳掠。每天都有不幸的消息传来， 某村姑嫂俩被鬼子糟蹋后双双跳井自尽了，谁家的姑娘被鬼子抓住后拼命反抗，遭轮奸后被剖腹杀死……老百姓对鬼子又恨又怕，有的人家赶紧把定了婚尚未成年的女儿送到婆家。
这时共产党员把村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捡起国民党中央军溃败逃跑时丢下的枪支，成立抗敌自卫武装，在青纱帐里打鬼子的运粮队。
参军到抗日根据地联合中学
我家前赵营村是敌占区，在宿县城西80 华里，距豫皖苏边区根据地以东50华里。
1939年夏，我的姨兄赵理勤(1940年秋被土顽袭击而牺牲)去根据地当兵。有一次执行任务回到家说，新四军游击支队驻扎在永城书案店，部队的随营学校里，有很多女生。之后，我天天缠着母亲要去当兵。
9月，我家族的亲戚们去永城，投奔豫皖苏边区根据地。我也随着我大伯的女儿、我的大姐赵霁春(她是家族中我这辈最大的女孩，我们都叫她大姐)到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参军。这时我虽然还不满12岁，但我个子长得高，外人看不出我年龄小。
随营学校的同志是从永城、宿县、肖县、蒙城等各地来的，大家相处非常融洽。入校时，我头上梳着小辫子还没有剪掉，早上起床，我见大姐洗漱完了，赶快把梳子递过去，让大姐给我梳辫子。同志们一看，都笑了：快剪了吧!
1939年冬，豫皖苏边区抗日联合中学(简称“联中”)在永城县大李家村开学了，经徐风笑县长介绍，大姐带着我到联中报到。
1940 年初，学校把年纪小的男女同学集中，成立了“小学部”。小学部的队长是中学部的学生张魁，指导员是女生，叫杨杰。她见我个头高，以为我年龄大，指定我当女生分队的分队长。其实，女生大多数都比我大两三岁，十四五岁的有好几个。小学部的课程主要是政治课、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等，从鸦片战争开始讲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前的准备，以及日本侵略者以华治华的反动策略等。后来，我又被分配到联中的中学部。
联中其实无固定校址，师生生活实行供给制，过军事化生活。经常随敌情变化，跟着政府机关转移。我们每人都要学习给自己打草鞋，我的草鞋总也打不好，圆圆的象个小锅盖。
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反共，与鬼子、伪军互相勾结，进犯我边区根据地，频繁扫荡。我们在联中开始了一边学习一边准备战斗的生活。
1940年6月1日，我们联中参加新四军第六支队(即游击支队改编，新四军四师的前身)在涡北新兴集镇集会，纪念 “五卅”运动15周年。不料突遭日寇袭击，彭雪枫司令员沉着冷静指挥，部队勇猛反击，将敌人击溃。抗大学员掩护我们向西撤退，我们没有参加战斗。奔跑中，我脚上两只草鞋跑丢了，只剩当鞋带用的绳子还系在脚脖子上，两脚被扎破鲜血直流。这是我经历的第一仗。
在抗大四分校
1940年11月，我在联中毕业了。我当时正患疟疾、生疥疮，与十几个病号，还有年纪较大的李玉莲同志，被转送到抗大四分校(全称“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抗大四分校是3月扩建新四军第六支队随营学校命名而成。我们第二期学员，一部分来自部队，另一部分来自联中。我被分配到抗大四分校直属连二排，部队来的贾铁梅同志是我的连长，李玉莲同志是我的班长。我们发了枪、子弹、粮带，晚上轮流站岗。
12月，豫皖苏根据地遭日、伪、顽的连续扫荡，形势急转直下，许多单位转移到淮上的龙岗、河流镇一带。我们抗大四分校也要转移。我想这一走就离大姐远了。大姐在1940年3月入党，去豫皖苏区委党校学习后，调到区党委社会部做锄奸保卫工作。我特意请假跑了三十几里路，到大姐的住处去向她告别。
我的班长李玉莲同志是河南人，三十几岁，小脚，原来在河南的一个交通站工作，因身份暴露来到抗大。她对我非常关心。我睡觉不老实，翻身会把被子蹬掉，她怕我冻着，总是睡在我身边，用手压着我的被子，其实是搂着我睡(同志们都戏称她是我的妈妈)。
抗大四分校直属连此时化整为零，以班为单位行动，实行男女学员混合编班。有时住进人家少的小村子，号房子困难，我们两个班安排在只放了一张大床的房子里，只好床上一个班，床下一个班。我们全班七个人挤在一张床上，一律头朝里，横着躺，班长让年纪大的男同志和年纪大的女同志分别睡在床的两头，年纪小的同志睡在中间。这样，男同志里年纪最小的吴效农和女同志里年纪最小的我就得挨着睡了。我睡不踏实，老是担心吴效农的鼻涕会不会沾到我头发上。
行军中没时间煮饭，好几次都是粮食刚下锅，水烧开了，枪也响了，敌人追来，下了锅的粮食捞不上来，同志们的粮袋空了。有时，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住进村子后，向村里的群众征粮充饥。穷苦农民拿出的是高粱面、红薯面，或是豌豆面。炊事员看到收集来杂面了，立即倒水和面，很快做成窝头上笼蒸。蒸好的窝头倒在大箩里，全连同志几天没吃饭，见到热气腾腾的窝头，都围了上来。啊!好烫，好香!一笼窝头很快吃光了，又蒸熟了一笼。因为肚子太空了，我总觉得不饱，又去拿窝头。班长喊我：“你不能再吃了，我给你数着呢，你已经吃八个了!”我也不知我吃了几个，听班长这么说，只好把窝头放回箩里。
连续几天紧张的行军，我和吴效农各跑掉一只左、右脚的鞋，进了村，班长从自己的背包上取下一双鞋给我俩穿。
晚上，农家房子小，住不开时，就睡到地主家院子里。我们把高粱杆抱来铺在墙角地上，怕鬼子随时会追上来，不能解背包，抱着枪睡。行军累又缺觉，我倒下就睡着了。当醒来时，冷风吹得一身冰凉，只听到班长在我耳边小声急促地喊：快醒醒，快睁眼!我困难地睁开眼，只看到汽车灯象两只贼眼雪亮，鬼子正在向我们这边开来。我急忙从班长手里接过背包和枪，跟着班长在路沟里(也叫抗日沟)跑着去追队伍。原来，队伍集合好准备出发时，才发现少了我，班长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村里，硬把我拽到村头上的。班长救了我一命!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最艰险的岁月里，我和班长在一起，她给予我母亲般的关心和爱护。直到1944年，我调到宿东县工作，和班长分开后就没在一起工作了。班长呀班长，你在哪里?几十年过去了，我时常想念我的好班长李玉莲同志。
穿铁路过敌人封锁线
1940年底开始，我们连续三个月的转移，白天隐蔽，晚上行军。在雨雪中行军，寒风凛冽，我们面对面看不到人。在经过敌人据点时，上级命令：不准掉队、不准发出声响、不准吸烟。为了避免掉队，大家用毛巾前后抓住。走了几个小时，远离敌人据点时，天也快亮了，队伍在一个树林停下来，我们已到淮河边上。天亮后，坐小船渡河。河风吹得冷极了，我几乎冻僵。过河后到宿营地，大家的背包带都冻在棉衣上了，棉衣也结了冰。贾连长有经验，不准我们烤火，叫我们先用雪擦手擦脸，然后再用烤熟的红薯擦脸、擦耳朵。可这样，六七天后我的鼻子还是掉了一层皮。
进村休息时，党员同志们经常在一起开会，没资格开会的我们在屋外，很想听听党员都讲什么?有一次，被大同志称为假小子的贾铁梅连长把我们叫到一起，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连长最后郑重地说：打败日本鬼子，那仅仅是抗战胜利，我们的理想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那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要经过艰苦奋斗、流血牺牲，道路曲折，困难重重。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听了连长讲的故事，我心里把参军一年多来的经历，与红军长征时的千难万险作了比较，我们不过是少吃几顿饭，饿点、累点，长征牺牲了多少老同志，我们跑这点路实在不算什么。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斗争形势更加严峻。3月，几乎天天夜行军，我们就要穿过封锁线了，一夜走130里。我累得喘不过气，就用两只手拽住马尾巴坚持前进。有的女同志来例假了，走不快，要掉队了，被两个高个子男同志架着胳膊拖着走，两脚几乎不沾地。深夜很黑，前边传话：过铁路了，跟上队。我们走到一条深深的路沟边上，连长命令：跳!我随着命令跳下去。沟又深又宽，沟里有几个男同志把跳下的人一个个向对面的沟边上托，上边也有人拉。我们都没见过铁路，过铁路时又不许停留，就弯下腰摸一下，有人摸到铁轨，有人摸到路基的石头，大家还是说不清铁路是啥样。
穿过铁路后又是急行军，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到驻地。这时，有人情绪不好了，因艰苦而掉眼泪。连长、排长征求大家意见，现在离家还不远，有人愿意回家吗?可发5 块钢洋作回家路费。有人表示要回家，那个掉泪的人马上换好便衣要回家去。我早想好了：贾连长说过，革命是长期的，道路是曲折的。贾连长参加革命快十年了，从江西长征到陕北，又到豫皖苏。我当兵才两年多，从豫皖苏出发，跨过铁路到皖东北，这道路说曲折也才拐了一个弯，革命到底路还长着呢。我坚定地对排长说：我不回家!
1941年5月，我们再次进到淮上地区，待命转移到津浦路东。这时直属连所在地很不安全，我们天天急行军与敌人周旋。5月3日晨，担负警卫的抗大一中队(即军事大队的学员)与顽军骑兵交火。学校的队伍被堵在河套里，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指导员对大家说：把机密文件毁掉。同志们都从挂包里取出书信、文件撕碎埋到河沙里，我也把日记、笔记本撕碎埋到沙子里。贾连长命令，跑步走!后面有激烈的枪声，定有激烈的战斗!
抗大一中队的同志在装备差的困难条件下，奋力抵抗，阻击敌人，掩护全校同志安全转移。这次战斗，一中队有几十位同志壮烈牺牲，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他们中大多数是部队骨干，还有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来抗大深造的同志。大家得知都非常悲痛!烈士们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
艰苦的环境使我们长时间无法洗澡、换衣服，不少同志身上的疥疮都成了疥毒。过了封锁线后，我发烧了，全身的疥疮红肿，睡觉只能脸朝下趴着。直属连把生病生疮的同志留在当地，安排到政治可靠的党员家里治病。
我住的党员家有位大娘，用土法治疥疮。她在房前房后捉了一盆癞蛤蟆，用刀砍掉癞蛤蟆的头、剪掉四只脚，剥下皮，然后把蛤蟆皮有血的一面贴在我的疥疮上。我一身贴满了癞蛤蟆皮，觉得凉凉的，很舒服。等蛤蟆皮干了，大娘又马上给我换上新的蛤蟆皮。大娘一夜都没停手。第二天，我就退烧、皮肤消肿了。我非常感谢大娘治好我的病。
到孩子工作团工作
1941年6月，我们转移到皖东北。我被分配到人民剧团，可我不是演戏的料，就参加跳集体舞、唱合唱。此时，我大姐正在淮北边区党委公安局工作，她专门来看我。那时我患疟疾病，听人说，拿一块死人骨头放在口袋里，疟疾鬼就附到死人骨头上了。大姐听说后，又惊又气地把我口袋里的骨头扔得远远的，马上带我去看病取药。
七八月份，为了深入发动边区群众，把我们从各单位抽调出来成立了孩子工作团。行政公署教育处的江凌处长说：你们都经过反顽斗争的考验，要好好学习文化，积极工作。我们在指导员、团长的帮助和指导下学文化、学时事。大多数同志都年纪轻、文化低，指导员要求我们写日记。
孩子工作团每人发了一套灰色的细布工装，十分漂亮。23岁的刘萍同志是我们的女团长，指导员是叫田耘的男同志。孩子工作团住在洪泽湖县大队，工作任务是练歌、排节目，到湖上去组织儿童团，教孩子们认字、唱歌、站岗放哨。同时，我们也参加渔民的劳动：摘菱角和大鸡头(茨实)、采莲蓬，秋天水浅时用鱼叉叉鱼。我们和水上的渔民、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半年时间里，我们为洪泽湖县大队和乡亲们的演出有：宣传抗日的《小放牛》、《民兵打鬼子》，有移风易俗搞好婆媳关系的《良女劝母》等节目。我在节目里都是演鬼子、恶婆婆的配角。有时我们还到淮北根据地的单位、学校去演出。这期间，我参加了抗日青年先锋突击队(共青团在抗战时期的名称)组织。
到淮北中学学习
1942年的元旦、春节，我们都是在反扫荡中度过的。晚上头枕背包，和衣而睡，腿肚子冻得抽筋，痛得半夜集合都走不了路。三四月间在皖东北，日本鬼子扫荡也频繁了，鬼子的汽艇常常从高邮湖的老子山到洪泽湖上巡逻，洪泽湖县大队随时准备战斗。为适应打仗，边区进行“精兵简政”，孩子工作团被撤消。年纪大的同志分配了工作，把年纪小的同志送到淮中(即淮北苏皖边区公立淮北中学的简称)读书。
1942年5月，我到淮北中学报到。淮中教政治课的周觫先生(以后知道他是总支委员)像亲人一样接待了我。我文化低，被编入初级师范班。学生大都是当地的，他们背着粮食或拿着粮票、菜金来读书。我和周先生的妹妹周莹是从部队来的，是供给制。当时学校开展种菜、生豆芽、纺线、脱泥胚、盖房子等生产劳动。我经过反顽斗争的考验，担负起生产、生活、文娱三个委员的工作。
根据地正在进行减租减息，有个恶霸地主杀害他家的长工，是位农救会主任。以这社会背景编的三幕话剧《罪与罚》，本来应该是大剧团演的，但我们在老师的支持下，也演成功了。
在淮中我们学了不少抗战歌曲，在饭前饭后和开会、上课间隙都要唱一唱，全校同学集会列队时，还拉歌赛歌，满场歌声嘹亮。
一天，早操刚结束，就见咱们的骑兵部队由远而近经过我们学校。只见战马上端坐着威武的战士，每匹马后面都跟着两三个狼狈不堪的家伙，有的披着棉被、毯子，有的上身穿棉袄，下身光着腿……，原来是骑兵团袭击敌人据点，打了一个漂亮仗。这些残兵败将是在睡梦中当了俘虏。大家欢呼着，不知是谁领头儿高唱《打个大胜仗》，大家跟着齐声合唱，“哈哈哈哈哈哈，庄稼老头笑掉两大牙，日本强盗俘虏一大把，哈哈哈哈哈哈……”骑兵们和同学一道欢声畅笑，他们脸上充满胜利的喜悦。
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联中，周先生平时见到我，总是笑眯眯地问起班上情况及拍戏情况，让我对同学多关心、多照顾。
1942年8月31日，周觫同志突然问我：“愿意参加共产党吗?”以前被贾连长的长征故事所吸引而向往、追求的目标，今天即将实现!我问周先生：“我行吗，我够条件吗?”周先生笑了，拿出表格让我填入党志愿书。第二天他告诉我，你刚十四岁，年满十八岁才能转为正式党员。我在初级师范班的班主任金畅如先生领导下过组织生活。
从此，我踏上革命的新征程。
1942年11月14日，日本鬼子纠集了万人部队和重武器，分五路对我淮北根据地大扫荡。这时，本地学生都回家了，学校一位姓皇甫的学员，爱人在主力部队作战。皇甫的亲戚、老乡等二十多人从河南来到淮中。他们初到淮北根据地，由于生活不习惯，个个身上都长满了疥疮。周先生交代我带领这二十几人转移到湖东的淮宝县，我立刻着手准备，领来粮票和路上吃的二十多斤面粉，又到卫生所领了一大包治疥疮的药。
晚上，我集合这些河南学员出发了。他们都背着自己的背包、挂包，而我还多背了一袋面粉。天下着雨，路上泥水又深又滑，我们谁都没有蓑衣等雨具，只能淋着雨摸黑走。出了村子，一位姓秦的女学员走在我前面，她是逃婚来到根据地的，二十五岁，缠过脚，走起路来踉踉跄跄，总要跌倒的样子。我上前拉她一把，她把胳膊放到我右肩上当拐棍，我的左肩扛着面袋，真累呀!我咬着牙坚持着。我是党员，必须完成这次任务。
这一夜我们走了三十多里路，终于到了湖边上。天亮雨也停了，我们个个湿透了衣服，也顾不上吃饭和烤衣服，赶快找船过湖。我顺利找到一条刚好能坐下二十几人的船，给船老大三十斤粮票，他送我们过湖到淮宝。我们上了船，因怕人多目标大，遇到敌人不好办。上了船，学员们都到船仓里去休息。我一人坐在船头了望湖面，注视着周围敌情，到了吃饭时间，我割了些水面上干枯的苇子当柴禾，打些湖水放到锅里烧起火来。记得小时侯在家见过母亲做面疙瘩汤，我照着样子把淋了雨的湿面粉放到盆里搅一下，水开后把面糊拨进锅里，一锅面疙瘩汤做成了，虽然没油没盐，大家吃得很香。我们没有遇到敌情，行船顺风，午后到达淮宝县。
上岸后，正遇上淮宝的县、区长在码头边开会，布置反扫荡任务。我找到县长，递上介绍信。因为敌人要扫荡淮宝县，这位县长态度很急：这里敌情严重，准备反扫荡，不能接收你们!我顿时慌了，但想着要对学员们负责，就大声说：船已经走了，我们回不去了，湖西的情况比这里更紧张。我倔强地站在那里不肯走。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我这个浑身湿透的女孩子。过了好大一会儿，县长终于说：你们往东南走20多里路，去村里找农救会主任。听到这话，我心里的石头才落地。我们继续上路，天黑前赶到了村里。
村农救会主任把学员分配到各户农民家去住，我们好象到了自己家一样。敌人扫荡没到这个村子，生活还算平静。我督促学员们洗澡、擦疥药。不久，他们的疥疮竟然全部好了。
一天，听到村外远处有枪声，下午送来一批伤员。我把需要照顾的伤员分配给学员们，他们都表现得积极热情、认真负责，没有一人怕脏、怕血的。没有药，只能烧开水放点盐来擦洗伤口。可想而知，伤口该多疼啊!我负责的一位伤员，伤了嘴巴，两边的腮帮子被打穿，口内的大牙打掉了好几颗，满口红红的烂肉。我看着真难受，他可怎么吃饭啊?病号饭只有稀饭、咸菜。我把稀饭晾凉，咸菜切得细细的，准备用小勺子喂他。没想到这个伤员非常坚强，他几口就吞下一碗稀饭。三天后，我们负责照顾的伤员转送到后方医院了。
1942年12月中旬，淮北三十三天的反扫荡结束了，告别了帮助我们的村农救会主任及乡亲们，我们回到了淮北中学，向周觫先生报到并作了汇报。我这名十四岁的党员，第一次单独完成了任务!
在宿东县妇救会工作
1943年5月，我被分配到宿东县二区任妇救会主任。县妇救会魏华主任没有让我马上去报到，先借调我在县妇救会协助工作。她布置我写通知、写信、写工作安排等。
县政府算上我只有七个人：县长兼县委书记赵一鸣同志，农救会主任戴士雅，妇救会主任魏华，还有管理员、通信员、炊事员各一名。平时，我们白天休息，晚上到一个或两个村子召集农救会、民兵会议，布置妇救会生产自救，分棉花给最困难的妇女纺线，布置做军鞋等工作。
个把月在离敌人据点远些的村子开一次区、乡干部会。会议通知一般是我写，会议记录由我记。一次，来开会的二区杨书记见了我，明知故问：“开会的通知是谁写的?我怎么看不懂呢”我不好意思地回答：“是我写的”，他态度和蔼地说：写字要慢点写，一笔一划，让人家看懂。他边说边从自己的挂包里掏出一支自来水笔和一个本子给我。之后，我一有空闲，便用这支笔在本子上练字，抄书抄报纸，再写通知时，就不会潦草贪快了。
冬天，我们除了日常工作外，还要做社会调查，访贫问苦，发展党组织。我住在一位苦大仇深的贫农家，晚上与那家姑娘挤在一张没有被褥的床上，我俩就合盖我的被子睡觉。我将她家的情况向魏主任作了汇报，认为可以做这家的工作。通过我们开展党的宣传教育，经我介绍发展了党员。
1944年底，我调去参加整风。
1945年4月，我到淮南新四军军部机要干部训练队学习，之后改做机要工作。为此，我改名叫王冶，并一直沿用至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终于取得抗战的胜利!
2015年9月3日前夕，在抗战胜利7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向健在的抗战老战士，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我戴上这枚光荣的纪念章，感慨万千，我们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
作者：王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