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长沙第四次会战打响。6月14日前后，日军对长沙分三路发起进攻：一路向长沙以西进发，攻击岳麓山;一路向长沙以北，从捞刀河方面压来;一路向长沙黑石渡进犯。为适应战场需要，九战区司令将我所属的宪兵队改称“九战区执法队”，任务是警卫高级军事将领、阵地督战、防止逃兵、打扫战场、押解俘虏，官兵都换上野战军服装，脚穿草鞋，手臂上佩带“九战区执法队”袖章。有一天战区联络官传达命令，叫我率队押解从长沙四次会战中俘虏的一百多名日军官兵至广西桂林，交白崇禧长官公署收留进行感化教育。司令部交代我在押解途中，重点是防止逃跑，其他如乘坐列车的加固、改装以及饮食供给等一概由司令部预备。规定列车停靠站台“放风”时，周边要设监护哨，乘客不许靠近囚车，但允许记者采访。启运那天用四辆铁棚卡车把俘虏从战俘营运至火车站，囚车是用三个客车厢改装的，窗户用铁条钉死，车厢过道用粗木柱拦隔，铁门上锁。有的日俘穿着褴褛，有的头包纱布，有的撑着拐杖，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
想到日寇侵犯我神圣领土，对我同胞的残暴，实古今中外所未有，其罪行罄竹难书，真恨不得把他们千刀万剐。但我在押解途中还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和我军优待战俘的政策，除将其中个别凶神恶煞、企图逃跑的俘虏塞进座位下，绑在座椅脚上外，其他俘虏都安坐在椅子上，并让他们吃饱喝足。到达桂林后，如数将俘虏交到白长官公署，该署签收后即叫俘虏们洗澡、理发、换上我军的军便服。当我和弟兄们离开战俘营时，他们正六个人一桌蹲下来开饭，频频向我们点头示意。
日寇占领长沙后，即乘势犯我衡阳。这时我担任兵团总司令李玉堂将军的警卫，当时，李兵团司令部曾一度驻扎在衡阳与东安之间。第十军是李玉堂的嫡系部队，下设三个师，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驻守侯家塘高山坟地，第三师师长周庆祥驻守西岸各据点，第一九○师师长容有略驻守江家山北端。6月下旬敌大举向第十军阵地进犯，我军奋起抵抗。兵团司令部气氛紧张，设在岩洞里的参谋室电话铃响声此起彼落，李玉堂坐在数张铺有地图的长方桌中间用电话指挥。7月1日敌军继续增援，张家山情况不明。第十军各师阵地开始紧缩，兵团司令部撤至广西全州石洞中。7月2日第十军准备反攻，驻柳州基地的空军以强大的制空力量协助反攻。司令部的气氛活跃起来，衡阳市市长赵君迈也来到兵团司令部与李司令商谈反攻胜利返城打扫阵地的工作，大家喜形于色。赵市长还让我派士兵到老百姓家去征集扫把准备胜利入城后清扫街道。但没过几天便传来不好的消息，日军增援部队切断了湘桂线的白鹤铺，实现对衡阳合围，第十军后方受到威胁，给养中断，在血战的日子里粮弹全靠空投维持。
八月上旬城内守军卷入巷战，十军军部撤到城内坚固建筑物内，接着便与兵团司令部通讯断绝。这时，远在广西全州的李玉堂在电话中声嘶力竭地大喊：“泰山!泰山!”但无回音。8月5日，远望城里火光四起，7日衡阳失守。
(湖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