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1年春，惠州指挥所主任陈骥请准上级，把东区服务队重新调回了罗浮山区前线。
▲东服队台籍队员蒋碧玉(前排中)与谢克(前排右)重游冲虚观。
重回罗浮山前线
重回罗浮山区前线后，中共博罗县委给东服队党支部一个任务：在博西发展地方党员，建立博西党组织。于是党支部研究后决定，以东服队名义在罗浮山冲虚观办一个“博西青年进修班”，由丘念台出任“进修班”主任，徐森源负责教学工作。党支部意图通过进修班的教育，培养积极分子，条件成熟的吸收入党。“四月间，进修班学习开始了，学员大部分是被国民党解散了的青抗会会员，……学习课程有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前途(论持久战)、青年思想和修养、游击战争的战略与战术等，由李乃兴、徐文、何成陆成立党小组，领导学习班工作。”
此后，进修班内先后秘密发展了近10名学员加入中共。在此基础上，1941年4月，成立了“博西特别支部委员会”。接着，各地逐步建立起基层党支部或党小组，博西地区中共党组织建设走上了新的阶段。此后，又以进修班学员为骨干成立了“博西青年自修会”，会址设在福田中心小学，组织青年学习政治时事，办夜校、演话剧等，领导博西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进修班结束后，大部分学员都由东服队分配到各地去当小学教师。当时，东服队在罗浮山区仍然采用在横坜时的办学模式，继续推进一保一所小学的工作。他们以罗浮山区为中心，积极向附近县区发展，先后创办了45所战时小学。这一时期，是东服队队员们工作最繁重的时期。他们在惠阳、博罗、紫金、河源等四五个县区往返奔波。当时由于受战事的影响，“各县的县府搬迁频仍，无法兼顾乡教工作，我们等于做了各县综合的教育科长，所有呈请立案、筹款、聘师、招生，都是由我们替其包办。男队员分担各校日间功课，女队员则主持各校妇女夜班，大家忙个不亦乐乎!”当时，队员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所有的队员都打地铺，每人分发一床军毯和一条三四尺见方的包袱巾。这包袱巾用处可大了，睡觉时把它铺在地上，可以稍稍挡挡潮气;一旦行动时，则用它来包衣服、书籍等，叠成长方形，然后用绳子扎好，背到背上就可以了。冬天，天气冷，我们就同老百姓要来稻草，垫在包袱巾下面。另外，只盖一床军毯不够暖和，我们便把装米的麻袋洗净、晾干，然后把两个麻袋缝成一条来盖。除此之外，每人还分发到一双筷子和一个漱口杯。漱口杯当然也是万能的，既可以用来漱口、洗脸，又可以用来喝开水、吃饭。每人每个月虽然只有3元零用钱，却只能买到一块肥皂。”
▲东服队队员丘应棠(右四)、潘佩卿(左四)、王致远(右二)等重游冲虚观。
五名台湾青年加入东服队
东区服务队重返罗浮山前线后，出了一件被丘念台认为是自东服队立队以来“最感痛快的事”——有五名台湾籍的爱国青年加入了东服队。他们是钟浩东/蒋碧玉夫妇、李南峰(钟的表弟)和萧道应/黄怡珍夫妇。而他们能够加入东区服务队，可谓历经艰险与曲折，充满了传奇色彩。
钟浩东，本名和鸣，台湾屏东(祖籍广东梅县)客家人，高雄中学毕业后，到台北高等学校读书。因病入住台北医院(今台大医院)，与护士蒋碧玉相识相知，建立了恋爱关系。蒋碧玉系日据时代台湾著名反日社会活动家蒋渭水的养女(蒋碧玉本姓戴，蒋渭水的外甥女)。后来钟浩东到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回台湾后与蒋碧玉结婚。钟浩东自少年时代即倾慕祖国大陆，怀有强烈的反日情绪，抗战爆发后他决心回大陆参加抗日。
萧道应，屏东佳东客家人，武装反割台抗日士绅萧光明的曾孙，他与钟浩东是读高雄一中和台北高校时的同学，后考入帝国大学(今台北大学)医学部就读。萧道应自幼受抗日世家的影响，具强烈反日爱国意识。其妻黄怡珍(本名素贞)，台北汐止人，是钟浩东、萧道应、蒋碧玉等人学讲“北京话”的老师。
1940年1月，钟浩东夫妇邀志同道合的李南峰和萧道应/黄怡珍夫妇，五人先后秘密潜往上海，后辗转经香港到达广东惠阳，打算去重庆投奔国民党，参加抗日。当他们进入广东惠阳境内时，心情格外愉快，便兴奋地唱起歌来。但那时他们只会唱日本军歌，又都拿不出任何身份证件，当地国民党军怀疑他们是日本派入内地刺探军情的汉奸特务，便不由分说地把他们抓了起来。军方指其嫌疑重大，准备全体予以枪决，免贻后患。幸亏当时惠阳指挥所有一位姓陈的军法官，觉得该案全判死刑，有欠慎重。凑巧的是，此时丘念台率东服队正在惠阳驻扎，陈法官知道丘念台和台湾关系很深，便请丘再审问一次。
丘跟他们见面后，“他们都坚决表示不是替日本工作，并各自述说爱慕祖国的热忱挚意，而且他们的父兄亲友，有些我都知名，所以容易了解其实情。”丘认定他们是真心回祖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不可能是日本间谍。于是丘叫他们“各写陈情书一份呈送上级，并替他们请求暂免执行枪决，解往后方察看侦审。”当时，蒋碧玉和黄怡珍都已怀孕在身，这样，丘念台就等于是救了钟浩东他们五人七条性命。
丘念台走后，钟浩东五人在惠阳又被关押了一个多月，随后被押往广西桂林军事委员会。在桂林他们又被监管了一个月。经再审后被调往广东曲江(韶关)全体释放了。
丘念台得知钟浩东他们获释的消息后，十分高兴。1941年9月，由丘出面请准上级，将他们5人全部转到东区服务队来工作。
钟浩东五人加入东服队后进步很快。由于在台湾所受的是日本奴化教育，他们中文和普遍话都不太通，入队后通过刻苦学习，一段时间后已经能讲、能写，也能够阅读队部里数量不少的各种中文藏书了。他们入队后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审问日本俘虏。由于他们通晓日语，兼用温和态度对待日俘，所以常常能够问出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来，提供给军方参考。除此之外，他们也和其他队员一样，充当战时小学和妇女夜校的义务教员，并经常深入到罗浮山周围半沦陷区各个村镇，从事街头宣传，组织民众，做敌前敌后的群众政治工作。很快，钟浩东等五人便都成为东服队中的骨干。特别是学医的萧道应和护士出身的蒋碧玉，更是成了东服队不可或缺的“宝贝”，他俩除了要完成队里交给的日常工作之外，还要充当医务人员。
当时，罗浮山区疟疾盛行，当地百姓普遍都有面黄肌瘦、肝脾肿大、手脚溃烂的后遗症。萧道应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赶忙采取措施加以医治。黄怡珍回忆说：“老萧于是要我和碧玉用灰锰氧帮他们消毒，然后用黄药水涂抹患处，并劝导村民不要喝生水。渐渐地，患者手脚的溃烂部位都长出新细胞而愈合，抵抗力也增强。老萧同时考虑到不让疟疾‘周而复始’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患者服用奎宁。他于是建议东服队所有队员，每个月每人省下零用金(3元)，到沦陷区购买奎宁、阿托品和黄药片(雷佛如尔等药品)。……然而，自从零用钱节省下来买药后，队员们却没有钱买肥皂了。老萧于是又教大家自制肥皂。他用铲子把烧洗澡水用的稻草堆(不用捣散)铲出来，放在桶里，再注入开水。这样，碱水就出来了。我们于是用碱水洗头、洗澡、洗衣服、洗厨房用具，结果，不但洗得很干净，而且也不伤皮肤。”
这一年，罗浮山区恰好闹旱灾，米粮缺少，正是“米贵猪肉便宜”的年头。每天，东区服务队只开两顿饭，大家的饭量都很大，可没过多久肚子又饿了。萧道应考虑到大家的体力经常透支，营养又不够，于是他从专业立场出发，向队里提出建议，拿大米跟当地农民换猪肉。他说，多吃猪肉不但可以补充营养，而且可以减少大家的饭量。“果然，大家吃了猪肉后，因为肚子里有了油水，大家的米饭也就少吃多了。”
三上罗浮山办中学和补校
1942年夏秋，因受战事影响，博罗再度陷入敌手，东服队被迫再次后撤横坜，在那里继续做“安政教民”的工作。
东区服务队两次驻扎横坜，先后在那里帮助当地政府建立起了数十所小学，为横坜周边地区战时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队员们除了分散到各校担任义务教员之外，“并替这些小学到梅州去招聘了一批思想比较进步的知识青年来充当校长和教师。后来这些教员有的参加了东服队，有的又由东服队转而参加东江纵队，有的去台湾搞地下工作。”
这次东区服务队在横坜呆的时间较短。当年冬天，东服队离开横坜，三上罗浮。鉴于东区服务队随时有被解散的可能，东服队由横坜回到罗浮山之后，决定筹办罗浮中学和博西补习学校，同时把东服队队员一部分安插到罗浮山附近各村去当教员，以作长久之计。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之后，罗浮中学于1943年4月在冲虚观成立，由丘念台兼任校长，古培灵兼教务主任，徐森源兼训导主任，萧道应兼事务主任。东服队队部也设在这里。与此同时，博西补习学校也在白鹤观成立，由钟浩东兼主任。
为了解决经费的困难，罗浮中学和博西补习学校采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办学原则，“把学生缴交的米谷先粜出去，然后把粜谷所得的利润用来维持学校的各项开支”。当时，罗浮中学有学生200多人，博西补习学校的干部也有100多人，借由这些学生和干部与其家长的接触交往，再加上分配到附近小学当教员的队员骨干，东区服务队与罗浮山周围的民众建立起了相当紧密的联系。
罗浮中学和博西补习学校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维持办学近两年的时间，为罗浮山周围地区培养教育了一批爱国热血青年，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此后数十年来，虽因时代变迁，罗浮中学的校址几经搬迁，校名也是改来改去，但却从未停办，发展至今，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博罗县最好的中学之一，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1943年秋冬，甫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徐森源，按照党组织指示，秘密吸收钟浩东、蒋碧玉、李南峰、李伟英、徐新杰、叶捷新、刘炎曾等多名东服队队员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抗日同盟。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去了台湾(如钟浩东、蒋碧玉、李南峰、徐新杰、叶捷新)或参加东纵(如李伟英)，有的加入了中共(如钟浩东、蒋碧玉、徐新杰、李南峰、李伟英等)，有的牺牲(如钟浩东、徐新杰)，有的坐牢(如蒋碧玉、李南峰)，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东服队驻地徐福田村三星书室旧址。
东服队与东江纵队的不解之缘
东服队将工作重心转向创办罗浮中学和博西补习学校后，抗日宣传工作并未因此懈怠。1942年冬，为庆祝中国军队从日寇手中收复横河镇四周年，鼓舞军民的抗日士气，东服队应横河乡民的请求，因陋就简自制道具，准备化妆材料、布景等，经过紧张的排练，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大型的白话剧——《保卫黄河》，极大地鼓舞了横河乡民的抗日热情。
此时，由曾生、王作荛领导的东江纵队活跃在东(莞)、宝(安)、惠(阳)、博(罗)地区，成为华南的一支重要抗日力量。而在惠阳、博罗地区活动的由阮海天任大队长的东江纵队独立第二大队，恰好与东服队的活动区域相重叠，于是双方便有了直接的交往与接触。
据徐森源回忆：“在东区服务队筹办罗浮中学和博西补习学校期间，东服队和东江纵队开始有直接的接触。大概是在1943年春(引者注：应是1942年秋冬)，东江纵队所属增城、博罗独立大队由大队长阮海天率领已经在罗浮山边联和乡一带秘密活动。当时东服队队员徐森源、徐兆平两人曾秘密到联和乡鸡公坑村会见阮海天等人，主要是商谈互通声气的问题。后来有一天黄昏，阮海天大队的政委李少峰(后来改名何伟)又特地到福田乡徐福田村东服队驻地三星书室来访问丘琮，并送给丘琮一套从伪军那里缴获的青色军服。过了几天，丘琮又带队员徐森源在黄昏时候去联和圩鸡公坑回访李少峰。这两次都是丘琮和李少峰单独会谈。据丘琮后来对徐森源说，谈话内容主要是希望游击队向沦陷区发展。”
黎明华则回忆说：“有一天，我们正在三星书室商议演出(注：指白话剧《保卫黄河》)的细节，诸如化妆、道具、演出场地的布置等等，突见徐兆鹏(平?)偕同福田圩西侧下花园的徐展鹏来访问念台先生。我给他们引见，他们在念台先生书房内谈话，讲了大约一小时才走。过了几日，徐兆鹏带了两位客人来访，念台先生在客厅接见他们，森源特地赶回来作陪，我也敬陪末座。原来客人竟是东江纵队独二大队的政治委员李少峰(何伟)，另一位是他的警卫员。……李政委来时带了几份《前进报》来，是刻钢板油印的，每份一大张四版，《前进报》三字用红色套印，标题一律粗黑字体，大小不一，内容则用仿宋字体，写得工工整整，除了字体较大以外，与一般铅印报纸无分轩轾，令人惊叹不止。”
后来参加了东纵的徐亩元也说：“东服队驻扎博罗县徐福田村、荔枝墩等地时，丘琮等人常与东江纵队独二大队(即阮海天大队)来往联系，交流工作经验。大队长阮海天、政委何伟，曾赠送过东洋马刀、军呢大衣等战利品给‘东服队’留念。丘琮等人亦曾到过联和乡、鸡公坑等我游击区一带，回访阮海天大队。”
此后，因为东服队经费困难，前途未卜，随时都有可能被国民党解散，而东江纵队又急需补充有文化的爱国知识青年入伍，于是中共地下党就秘密安排一部分东服队队员转移到东江纵队去(如丘松学、钟国辉、丘惠兰、徐兆平、陈阳、刘煌等)，还有些队员则是自己设法寻找地下党联系，投奔到他们早已心仪的东江纵队去的(如黎明华、李荒、梁世堉、李开宗、王中砥、巫鄂等)。据后来的粗略统计，不算罗中和补校的学生，光是东服队队员先后参加东江纵队的就不下20多人，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东江纵队的得力干部，东区服务队客观上俨然成了东江纵队的“干部培训班”。
黎明华等人加入阮海天领导的东江纵队独二大队之后，该大队很快就组建起了由黎明华、李荒、陈开宗、王宗砥、巫鄂等五名原东服队队员组成的“政工队”，由黎明华负责，加强部队的教育工作和群众工作。梁世堉则被分配到连队当文化教员。他们六个人全部以排级任用。而先于他们加入东纵的东服队老队员徐兆平、丘松学等，后来都分别被提升为大队长(团级)和中队长(连级)。这些原属东服队的队员，参加东江纵队后大都表现很好，成长很快，后来有的光荣牺牲，有的转入地方工作，有的抗战胜利后北撤山东烟台，有的则去了光复后的台湾，从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命运虽各不相同，但都为党和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应充分肯定东服队的抗日贡献
1945年五六月间，丘念台出任国民党台湾直属党部委员，随即结束了东服队在罗浮山区的办学工作。不久，丘又将东服队的20多名基本队员调回惠州，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国民党台湾直属党部“粤东工作团”，丘兼任团长。自此，东区服务队正式解散。
证诸东区服务队的全部历史，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东区服务队是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产物，是爱国的抗日救亡团体，它不仅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同时还是海峡两岸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抗日救亡的典范与缩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东区服务队在罗浮山前线坚持了将近六年的抗日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理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创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