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工作地点的便利，几乎每天午饭后我都会与同事一起到中山东路两侧的明故宫遗址公园漫步。原来以为几百年来午门内的变迁纯粹是个弃置和破败的过程，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清末民初这里曾经兴建过两座在当时称得上庞大的建筑(群)，先是方孝孺祠，确切地说是方孝孺、练子宁、铁铉、景清等靖难四君子祠，为两江总督左宗棠于到任的次年(1882年)所建。后来就是南京古物保存所了。
南京古物保存所得以出现，应当说和清朝末年西方博物馆作为启迪民智的重要方式传播到了中国有关。在梁启超、张謇等有识之士的大力推动下，清政府开始重视并着手建立文物机构，并对全国的古迹、古物进行调查与保护。1909年清政府民政部曾拟《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经奏准依议咨行各省将军、督抚查照办理，但受时局影响，该办法实际上并未施行。民国肇建，古物保存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1912年北京古物陈列所开始筹建，1914年便建成开放。趁此东风，江苏省民政长韩国钧紧随其后，“以南京历代帝都所在，金石遗物，可徵甚夥”为由，倡议建造古物保存所于明故宫遗址。
于是，1915年在明故宫遗址(现在的午朝门公园)内正对五龙桥中拱位置，也是方孝孺祠旧址的位置上，出现了一座现代建筑——南京古物保存所，这里也成为南京最早的现代博物馆。
据1928年出版的《新都游览指南》记载：南京古物保存所坐北朝南，“为灰色二层洋楼房，外绕竹篱，内有小亭、花圃，颇饶雅意。楼下陈列墓砖、宫瓦、碑幢、井栏、血瘾(癊)石等，多为千百年古物。血瘾(癊)石，即方正学就义沥血所溅，至今犹红丝缕缕焉。楼上陈列画相(像)、泉布、古代兵器，及金陵金石、书籍等物，古色盎然，足为考古之资”。
不仅保存、研究古物，还承担社会教育、考古发掘等职能
据南京古物保存所的简章介绍，其保存范围“以保存地方文献为职务，自江宁以推之江苏，自江苏以推之各省”。所以，南京古物保存所的日常工作除对已有藏品进行鉴定、编目、保管、陈列、展览、传拓外，还对江苏各地以及其他各省新出土的古物和碑拓、名胜古迹照片等，进行调查征集与保护。
然而，在建所之初，该所隶属于江苏省，省政府仅批准每月200银元作为其常年经费。就连这么一点可怜的经费，也因为省府财政情况紧张，常常不能如期交付，所以其业务的开展不免严重受限，尤其是研究工作几乎付之阙如。1922年4月，鉴于该所“为国中搜集古物机关之一，于前史考瞻颇有关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陈训慈等人对南京古物保存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调查。陈训慈在《南京古物保存所访问记》中指出保存所在研究方面的不足：
“古物考征，其可贵在历史之价值;吾国旧见，则大率惟古董古玩是重。主南京保存所者，亦不免此成见;故搜集不广，分类不审，虽经费有限，亦因其以古物视古物，而不以历史眼光观古物也。”
同时他提出了解决办法：“吾人所希望者，古物保存所当与学界联络，由学者规划扩展，以成为宏大之历史博物馆……此则不但有助于国史，且可证明吾国在世界文化上之地位，而进为文化全体之说明也。”
1928年后南京古物保存所改为直隶于教育部，当时的主任是杨鹿鸣。此后，该所的研究工作有所加强。尤其是在1928年著名史学家卫聚贤担任所长后，南京古物保存所因主持了对明故宫遗址和栖霞山附近三国墓葬的发掘，在考古界影响颇大，成为全国知名的考古机构。
此时，南京古物保存所收藏的文物也大大超出了江苏省的范围。如1931年6月，江西省教育厅就曾奉行政院训令，要求各级各类教育机关将具有历史学术价值的古物、书画、名胜古迹照片等，搜集寄送南京古物保存所。
在全国众多的古物保存所中，南京古物保存所属于建立最早、影响最广之列。
它不仅是古物保存机构，而且还承担了社会教育、古物研究和考古发掘等职能。除星期一休息外，南京古物保存所对外免费开放，任人参观，前来参观的各地游客中，有不少是学生。这对当时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37年南京沦陷后，很多古物遭到洗劫
明故宫遗址上的方孝孺祠只存在了30年，在1911年的辛亥之役和1913年的癸丑之役中，明故宫都遭受了战火的洗劫，至1913年以后，世间已无这座祠堂。
不幸的是，南京古物保存所同样没有幸免于战乱。1936年，南京古物保存所被划归南京市政府管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进攻上海，南京形势吃紧，国民政府提前下令将南京古物保存所内的一些重要文物，随北平故宫文物一起迁徙到大后方。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共计5箱118件，其中不乏秦汉古剑等珍品。
1937年12月，日军来攻之际，南京城内陷入混乱，古物保存所发生了监守自盗的事件，一些古物流失。而更大的破坏是在南京沦陷之后。据杨新华编《南京明故宫》记载，日本学者松本及其“学术考察队”对古物保存所进行了洗劫，并将劫获的文物资料移至被日军占领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南京古物保存所建筑在南京沦陷期间被毁，抗战胜利后也没有复建。只有原来放置在保存所陈列室正中的那块象征方孝孺不屈精神的血迹石顽强地历劫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