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到底有歹毒？

“三光政策”这一说法，最早出自1941年9月10日《解放日报》，系中方对日军在华北所推行的扫荡政策的一种概括，在日军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术语中，并没有“三光政策”一词。但在日军的作战命令和战报中，不断出现“烬灭作战”、“彻底毁灭”等词语。所谓“烬灭作战”，即是烧尽灭绝，一个人不剩的杀光，一间房不留的烧光，一点东西也不留的抢光。此始作俑者，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其次，是变本加厉的继任者冈村宁次。

1940年1月2日至11月30日，日军在扫荡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时，曾下过一道命令：“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饭碗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李恩涵编著，《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940年9月，日本第1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在《讨伐队注意事项》中规定：部队归还时，“应明了敌性显著之敌根据地之村落，予以烧弃为止，彻底实行烧尽灭绝作战”。同时，该旅团在《第一期晋中作战行动实施纲要》中还对“烧尽灭绝的目标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一、“敌及装扮为当地居民之敌”，“认为具有敌对性质之居民中的15岁以上至60岁的男子”，一律杀戮；二、“敌所隐匿之武器弹药工具炸药等”，“认为系敌聚集之粮秣”，要“没收带走，不得已时烧毁”；三、“敌使用之文件”，“敌对性质之村落”，应烧毁、破坏。（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东京1998，第342-343页。）据该旅团《昭和15年10月19日-11月4日第二期晋中作战战斗详报》所记：“10月25口，彻底烧毁寺子岩-姚门日之间东西约6公里间之村落”、“11月5日烧毁村落背庄-大有镇沿途村落、大有镇附近及其附近16个村”。

日军第11军所属第34师团命令“烧毁敌人能够利用的一切”，当有人“向师团司令部询问，‘一切’是否包括活的中国人，还是仅指物品而言，回答则称其中也包括人在内。除了用于搬运货物的壮工以外，中国人都要杀死”，“一个一个地杀死过于麻烦，于是又想出了馊主意。从村子的上风处点着了火。火势顺风而下，老头子、小孩子都出来了。那里已经架好轻机枪在等待着，嗒嗒嗒嗒……。惊吓的人们又跑回村中，被卷入大火烧死”。（江口圭一著《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以侵华战争为中心》283页）

原日军第59师团士兵菊池义郎记述说：“我们日军每到一个村庄，要破坏所有的家俱杂物，烧毁房屋。我们常说，如果约500人的部队在100户左右人家的村庄驻一夜，这个村庄恐怕十年也恢复不起来。”（李恩涵编著，《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日军作战命令与作战术语中，虽无“三光政策”一词，但确有“杀光、烧光、抢光”之实；中方将其概括为“三光政策”，并不是诬蔑。以杀人而言，据日本比较“中立”的学者姬田光义考证，日军扫荡期间，仅河北一省，“至少有12万以上的中国人被日军残杀，此数字并不夸张。”（姬田光义，《何谓“三光作战”——中国人目睹的日本侵华战争》，《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第五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台湾学者李恩涵在其著作《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中引用外文资料披露，1940年“三光作战”刚刚开始时，一位外籍传教士经过河北与山西两省，据他描述：“日军在扫荡中，常将1/3或1/4的村落烧毁，并杀死几千村民。所有较大规模的扫荡，都附有很多空卡车，将可以看见的值钱东西全部掠回城市。所有的牛都被赶走杀死，大约河北、山西有一半的家畜，都被杀光。在许多村庄，因为鸡都被杀光，就无法买到鸡蛋。”当时在华采访的英国记者林德西也报道日军正在实行一种对于民众无差别的恐怖屠杀，并认为如果这种无差别的恐怖不停止，则民众将无所适从。另外，一位中国教授也说；在鲁北，“日本人抢光一个市场中所有的东西，使农民变成双手空空。日本人将他们有用的东西拿到城市，而将其所抢到的东西运到市场，卖给老百姓”。

毋庸置疑，对日军“三光政策”罪行，记述最多最详细的是作为受害者的中方。相关记载太多，不能一一尽述，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多田骏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期间，1940年9月1日发生平定马家庄惨案，日军用刺刀逼迫该村民众140多人至该村下街马庆深家的圈房内，把房门锁住，全部烧死。1941年1月25日，日军“讨伐”队包围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集中全村1000余名乡民于西大坑，要人们说出八路军的去向和村里的共产党员，无人答话。日军将人群赶入潘家大院，一面用机枪扫射，一面点燃大院周围泼了煤油的玉米桔。这次惨案共残杀、烧死潘家峪乡民1035人，烧毁房屋1100多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57，第87-90页）冈村宁次继任，1941年9月中旬日军独立步兵第43大队在急袭莱芜茶叶口村时，将全村用高粱点起放火，对逃跑村民则予枪击。（黑羽清隆：《日中15年战争》，215页）日军攻进饶阳某村庄后，将男女老人与小孩约60人驱入一屋，放火烧，屋中人有外逃的即用步枪射杀。在沂蒙山区扫荡期间，仅在沂水留田村，即屠杀村民（包括外地来的人）3000多人，烧毁房屋5000多间。（李恩涵编著，《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据傅尚文《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粮食战》介绍：“1940年春，日军向晋东北、冀西扫荡，曾专门组织了“放火队”，每到一个村庄，就纵火一面烧毁民房，一面焚烧民众的粮食，包括已经打下的存粮，及村外即将成熟尚未收割的田禾，并野蛮地屠杀村民和牲畜。当时仅平山一县，即被敌入烧掉粮食十万石，在大火中成千上万亩的田禾被变成焦土。”（《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47页）1940年10月开始，日军在五台县持续扫荡了两个月，摧毁大小村庄98个，毁房20067间。（《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第197页）

1943年11月日军占领黑水坪、洛水村、米汤崖等村，黑水坪全村70多头大牲畜中，60多头被杀。大洛水村150名村民42人被杀，全村的47头大牲畜和60多头羊全被抢走。全村240间房屋，除几间窑洞外，都被拆掉烧毁，粮食被抢光、烧光，家家户户的锅碗瓢盆，都变成碎渣烂片。总计在这一地区的总人口4000多人当中，近1000人被屠杀。

日本侵略者对八路军敌后抗战活跃的地区，由于始终找不到对付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有效方法，相反，在八路军的广泛打击下不断遭受损失，极大地动摇着日军的殖民统治并牵制着其兵力的调度使用，为此，穷凶极恶的日军对我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一遍一遍地“扫荡”的时候，竟然迁怒于人民群众，对我抗日根据地民众实行了最为残暴的手段，推行了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日军三光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抗战军民的生存条件，使八路军丧失民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企图以此渐渐消灭敌后抗日力量。日军的残暴行径给敌后抗日军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一定时期，给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坚强意志下，八路军继续坚持斗争，并且度过了困难，恢复、扩大抗日根据地，彻底粉碎了日本鬼子的企图。

穷凶极恶的日军，被敌后军民称为“鬼子”。在很多日本侵华老兵后来的记忆里，他们仍然清楚地记得：“鬼子”就是“魔鬼”、“恶魔”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