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8年正值北京大学百廿校庆，对于北大，对于北大考古，都是一个具有不同寻常意义的年份。在北大考古的群星之中，夏鼐先生无疑是最闪耀的之一。在文化月开幕式上，我们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先生作为嘉宾，就夏鼐先生的生平进行了一场访谈，向大家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丰满的夏鼐先生的形象。在征得王先生同意并经王先生修改之后，我们将这篇访谈录发布出来，以供大家学习与参考。
问 一
夏先生是如何走上考古之路的？
他的求学之路又是怎样的？
您认为他的哪些求学经历
奠定了他日后为新中国
考古学领航掌舵的基础呢？
答：大家常说夏鼐先生“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他的知识结构非常好，起点相当高。中学时代，初中在温州，高中在上海，就读的都是当地名校，文理科和英语并重，又有自已一套增强记忆的方法，因而打下很好的根底。夏先生在燕京社会学系一年，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学不同流派的名著。进入清华大学以后，师从陈寅恪、钱穆、雷海宗、蒋廷黻几位名师，先后钻研中国近代外交史和中国近代经济史，取得一定的成就。为了出国留学转而考取清华第二届留美公费生的考古学门。这出人意料的变化来得突然，却又并不偶然，因为他的考古情结由来已久。他在童年时代收集过古钱。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阅读人类学方面著作，对人类化石与先史时代考古学已有初步了解。那时，他曾不止一次去邻近的圆明园遗址进行仔细考察，进城参观过故宫和历史博物馆。1933年，两次聆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讲演，其中一次讲《新疆考古收获》；曾去地质调查所，参观了周口店发掘所获古生物化石、北京人头骨模型，以及石器、骨器等，又参观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甘肃采集的新石器时代标本。他曾想搜集关于北京人的外文材料，将其译成中文，由于费时而暂时作罢。1934年4月清华毕业前夕，夏先生负责组织毕业班同学历史考察团十余人，去山西太原、大同作为期一周的考察，由于没有请到指导老师，他阅读有关论著，自已担任向导，除游览晋祠、云岗石窟外，还在太原参观万泉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汉代汾阴后土祠遗址出土遗物。这些活动，无疑增强了他对考古学的兴趣。
（夏鼐先生与向达先生在敦煌）
清华大学聘请傅斯年、李济二位先生做夏先生留学的辅导员，他在清华校内和南京史语所，读了几个月考古方面的书，然后去殷墟进行一个季度的田野考古实习。但是，他对近代经济史并未忘怀，思想上仍有犹豫和反复。刚到安阳不久，看报获知1935年招考的清华第三届留美公费生有经济史一门，后悔不该在1934年报考考古学。他托留校当助教的同窗好友吴晗，代为通过历史系请求校方“通融”，将所学专业改为“经济史”。梅贻琦校长答复，如果想改变为经济史，必须放弃已经考取的考古学，也就是必须重考，因为夏鼐是本校学生，“如一通融，必将引起各方责备及纠纷”。夏先生既然一心出国留学，清华又不允许改变专业，只好下定决心，“咬牙硬干”考古学。但他暂时仍认为，自己在素养上是个书呆子，生活习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至于行政事务更是门外汉，勉强去做只能成为二三流人物。夏先生离开安阳回到北平，前往傅斯年寓所谒见时，傅先生谆谆嘱咐留学期间，（1）学习的“范围须稍狭”，（2）“择定一位[适合的]导师”，（3）“少与中国人来往”，“最好不研究中国问题”。至于去哪个国家，经过李济、梁思永的反复斟酌，决定让夏先生去英国，专业方面则考虑国内已有几位弄史前考古，所以希望他注重历史时期考古。
夏先生满怀对中国考古学未来的抱负，牢记未来的目标是历史时期考古，时刻考虑怎样“为祖国服务”，所以在仓促进入伦敦大学艺术研究所之后，发现那位导师叶慈没有什么学问，断然决定转攻难度很大的埃及考古学，以期学到可供历史时期考古借鉴的方法。这在他写给梅贻琦校长洋洋数千言的信中充分表现出来。于是他一面努力掌握田野考古与室内整理方面的各项技术，一面刻苦学习艰深的埃及象形文字，并且选定埃及古串珠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留学时期的夏鼐先生）
为了将来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夏先生在课外异常勤奋地博览群书。他一方面充分利用伦敦大学和不列颠博物院的藏书，一方面经常出入旧书店，如饥似渴地汲取学术营养，尽量节约各项生活用费，将优厚的奖学金省下来买书，有时甚至因买书花光身边的钱，只好远道步行返回住地。他返国时运回将近400册西文书。夏鼐读书之多达到惊人的地步，1938年末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年第一季以参加发掘，漫游近东，无暇阅书，4月底返英时，一共只阅过十来本书。以后又以在校中整理古物，从事于串珠之编目，偷闲读书，一年仅阅过80部书，页数达19534页(小说及杂志中论文不算在内)”。“无暇阅书”尚且读过那么多书，其他年份可想而知。根据《夏鼐日记》粗略计算，1936和1937两年，每年都读书100种以上。当时夏先生大量阅读的，除少数几种出国前未能见及的西方学者中国考古学论著，以及埃及考古学重要著作外，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著作：
（一）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技术方法方面
（二）人类学方面著作
由于他开始步入考古学领域，就认识到从事考古学研究，必须具有人类学的根基，关于文化的起源与变迁等，须有一规模较大的理论为基础，才能把握住考古学材料的意义。所以他对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著作都投入不少精力。大部头古人类学著作，如基思（Keith，A.）的《人类的古代》，全书2册700多页。基思另外一部500多页的专著《关于人类古代的新发现》。再有利基（Leakey，L.S.B.）关于旧石器时代的最新著作。文化人类学方面不同流派的重要著作，均变论的，传播论的，批判传播论的、弗罗伊德的，他都认真读过。
夏先生视野广阔，放眼关注世界古代文明的其他地区，特别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考古，阅读了不少重要著作。关于远古东方、近东、巴比伦，苏美尔和阿卡德、亚述，再有印度河新发现的摩亨佐达罗、哈拉帕文化，等等。
夏先生出国前夕，行将结束安阳殷墟实习时即已认识到：“中国考古学上的材料颇不少，可惜都是未经科学式发掘方法，故常失了重要的枢纽，如能得一新证据，有时可以与旧材料对证，发现新见解，将整个的旧材料由死的变成活的。”夏鼐五年半的留学生涯，不仅师从惠勒、伽丁纳尔、格兰维尔等权威专家，得到埃及学大师皮特里爵士的青睐，而且专程拜访柴尔德，与伯希和、高本汉有过交往，还领略过斯坦因、吴雷、伊文思等多位名家的风采。历年来，他又广泛涉猎了那么多部名著。所以在治学的道路上，从一开始就站在人类学、考古学和埃及学的学术前沿，见识超群，并且一贯地坚持如此。夏先生通过脚踏实地的实践，参加英国梅登堡遗址、埃及阿尔曼特遗址等项发掘，经历室内古物整理，特别是应付战备的大量古物装箱，使他既掌握了国内未知的开探方大面积揭露，以及找寻柱洞、采集土壤标本等发掘史前遗址等先进方法，又通晓室内方面的一系列工作。这样，夏先生在考古学理论和知识结构上、田野考古的理念和操作技术上，都比国内的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高出一筹。他曾与时在伦敦的吴金鼎多次议论国内的考古工作状况，并于1937年春李济去英国进行学术访问时，当面向这位老师表露对殷墟发掘方法的不满意。李济尴尬地说：“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叹气地表示：“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李济原本留学美国攻读人类学专业，转行从事考古工作，自然对 “科学式发掘方法”不够熟悉。留美主攻考古学的梁思永来到史语所考古组后，使殷墟发掘有很大的改进，仍然存在着不足。再说，李、梁二位老师留学归国都已有十多年时间，对于国外考古学的最新进展不免生疏。而夏先生在英国这个现代考古学圣地学成回国时，已经是成竹在胸。他满怀抱负和激情，准备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大干一番。
问 二
考古学中非常关键的一环是田野考古
中国考古学也不例外
但中国考古学者不是一开始
就能够进行高水平的科学发掘的
从安阳小屯的毫无章法
到今日能够协助乌兹别克斯坦
进行高水平田野发掘
您认为夏先生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他规范和提升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哪些方面？
时至今日，我们在进行田野发掘时
还会用到夏先生所留下来的哪些田野考古“遗产”呢？
答：夏先生一贯认为，考古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工作，强调提高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要求大家在考古调查发掘中认真辨别复杂的地层情况，弄清楚遗迹、遗物的各种关系，特别关注遗迹、遗物当中的工艺问题，要求把观察到的一切有关现象详细、正确地记录下来。所以，他反对搞考古的人参加发掘时不下坑，或者在坑边上看书，因为看书就会忽略瞬间即逝的现象，那么获得的器物和盗掘出土的就没有什么区别。当然更反对不下工地的遥控和跑马式巡视，以致不认识生土、熟土、夯土和路土。不同地点都会有新的情况。在敦煌发掘古墓，由于盐碱凝结的缘故，斯坦因、石璋如都没有挖到底，夏先生才弄清楚地层情况。他在辉县第一次成功地清理车马坑，但是沣西发掘和琉璃河发掘仍有疏忽的情形发生。他以自己的实践告诉大家：考古工作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你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看你采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切忌有“挖宝”思想。我想在广泛应用现代科技手段的今天，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夏先生在田野工作中留下的遗产，发掘者双眼和双手的作用永远不会废弃。
（夏鼐先生清理定陵棺内文物）
问 三
碳14测年方法是由夏先生引进的
第一座碳14实验室也是由夏先生组织建立的
夏先生为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开辟了一条怎样的道路？
今天我们能否对他所创立的
考古学研究方法做出一个恰当的初步评价？
答：我体会，夏鼐先生认为考古研究，从根本上来说要胸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理论，这是大的方向，并且必须有切实认真的田野工作为基础。再是要有良好的历史学修养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关于历史学修养，夏先生对于原史时期的研究，曾经讲到对待所谓古史传说不可佞信，要知道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传的真正传说，又有先秦诸子的历史哲学；谈到历史时期的考古工作，夏先生曾说：“考古研究进入‘历史时期’，便要掌握狭义历史学中的大量文献和运用文献考据功夫。”一般来说，老一辈历史学家对古代文献“倒背如流”，咱们后辈无法相比，所以要有自知之明，应该战战兢兢地对待，倘若自我感觉良好，那就一定会出毛病，闹出常识性笑话。记得l958年我写一份材料，摹仿一位前辈考古学家用了“ 葬”一词，夏先生翻出字典给我纠正（注：" "是指夫妻合葬，大墓附近的车马坑或器物坑，只能称之为"附葬"）。弄不清楚的字词，那怕知名前人用过的，自已也要查一下。有些字词，在古代的礼制上或许有特殊含义，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夏先生在这方面事例很多，举不胜举。关于现代科技方法应用于考古研究，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例如生铁、熟铁、钢的含碳量区别，铝的冶炼方法，陨铁的特点等等，搞不清楚而想当然地误读就会出乱子。宜兴晋墓出土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特别是河北藁城台西遗址铁刃铜钺的进一步研究，都是夏先生正确判读原鉴定报告进而取得的成果，避免了中国考古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出丑。夏先生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根据当时公布的各种史前文化的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辨明哪些数据可信、哪些数据尚需存疑，全面讨论各种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即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谱系问题，从而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是科技方法应用于考古研究的成功范例。各种科技手段取得的数据，终归要正确地应用于考古研究。
（夏鼐先生）
问 四
夏先生有一个名号叫“七国院士”
但是在生前，他又曾极力阻止中外考古学者
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合作考古
您认为这两件事矛盾吗？
如果不矛盾，能否请您讲一讲这背后的故事？
关于夏鼐生前阻止中外合作考古问题，据我所知只有四川大学企图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考古这件事。事情发生在1981年下半年，也就是36年以前。我想根据《夏鼐日记》的记载，简单地说一下经过情况：
1981年9月29日，童恩正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访问一年后回到北京，与夏先生见面时说，他在美国与哈佛大学谈妥，拟于明年合作进行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教育部已经批准。夏先生当时就感到不妥当，告诉他“考古工作不能与外国人合作，不能贪小便宜，将研究权拱手让人。”他口头同意不能把研究权让人的看法，但又说“事已至此，无能为力”。当天下午，夏先生向社科院党委书记梅益汇报，梅益也认为不妥，需要商量出补救办法。后来，夏先生向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第一副院长邓力群先后反映，邓力群立即打电话给教育部长蒋南翔，蒋也同意夏先生的意见，以为不搞为妥。邓力群要蒋南翔管一管，随后将夏先生写的书面报告转教育部，这件事就此作罢。
我觉得，这件事应该历史地来看，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们国家刚刚对外开放，各种政策法规尚不完备，考古单位和考古工作者个人的情况有待改善，开展对外合作的条件尚不成熟。二是知识产权方面的考虑。夏鼐为了捍卫国家主权，按照组织程序，紧急地将情况上报到高层领导，及时妥善处理，是完全必要的。
张光直第一次来大陆访问是1975年5月，中美尚未建交，那时他就向夏先生提出参加中国田野考古的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1982年11月19日五届人大第25次会改通过施行的。其中第21条规定：“非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务院特别许可，任何外国人或者外国团体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1981年，《文物保护法》正在制定之中，按照临时性的条例也是照这样的原则处理。换句话说，一定要经过国家文物局报国务院特别许可，其他单位直接报国务院，以及自行“批准”，都是不合规矩的。因而，所谓“教育部批准”是错误的，当然也是无效的。
前段时间在静园二院举办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展览，主要看点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1927年，以北大为中心的老一辈专家，勇敢地捍卫国家主权，坚持中外合作考察以我为主的原则，主要是不准将文物、标本运往国外。关于这种情结，我听讲夏先生讲过，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从周口店送回北京城内以后，一直保存下协和医学院的外国学者手中，由步达生、魏敦瑞进行研究，自已再也没有机会接触。夏先生1985在《评贾兰坡<周口店发掘记>》一文中，对研究权问题讲过很长一段话。
现在与三十多年前相比，国家文物法令更加完备，《文物保护法》制定三十多年来作过几次修改，而且又有专门的《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对考古涉外工作的方方面面作了周密的明确规定。开始要由国家文物局对外方进行初步审查，然后送请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等部门审查，审查合格后再由国家文物局报请国务院特别许可。这些程序，当年四川大学都没有做，国家文物局既不知情，又未经有关各部门审查，更没有得到国务院的特别许可，与规矩完全不合。如果不是夏先生奔走，及时设法采取断然措施，不知道会捅出怎样的漏子。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咱们各个考古单位的物质条件（设备、经费）和人员素质都有很大的改善，不会再出现为“贪小便宜，将研究权拱手让人”的现象。当然已有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怎么样不断总结经验，使之搞得更好？那是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回想五十年前埃及修筑阿斯枉水坝时，呼吁各大国前往考古，咱们中国派不出考古队，捐给为数不多的经费了事。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在世界上国际地位，都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不仅有若干请进来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而且去往不止一个国家合作考古。今非昔比，不可同日共语。
问 五
夏先生与北大及北大考古
文博学院有什么渊源？
他为培养新中国的考古人才做出了哪些努力？
您就是夏先生的学生
能请您结合切身体会讲一讲吗？
夏鼐先生与北大，与考古文博学院，应该说渊源很深。记得大约是2002年北大考古系的一次集会上，宿白先生在讲话开头特地强调指出，谈到北大考古系的发展，不能忘记夏先生的贡献，亲自来讲课不说，1952年考古专业成立时，还曾带我们去王府井采购仪器设备。据我所知，夏先生就读燕大和清华时期，好像基本上没有去过城里的老北大。1947年代理史语所所长职务期间，与去中研院开会的北大校长胡适有较多接触，胡适说北大考虑以后办考古。1949年，夏鼐离开史语所家居期间，北大临时负责人汤用彤教授发电报，敬聘请夏先生为北大教授，后来汤用彤又和郑天挺、向达联名发电报催促。夏先生到考古所任职后，不时去老北大历史系，1951年北大春季考古专业成立前，开始在老北大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听课的学生有赵其昌、吕遵谔等。这就是说，夏先生与北大的直接联系比苏秉琦早。1952年夏先生代表考古所，参与筹划在北大设立考古专业。考古专业成立后，考古所派苏秉琦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连续几年由夏先生亲自讲授最基本的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派安志敏、郭宝钧和苏秉琦分别讲授史前考古和历史考古，又派白万玉等技术人员讲授考古技术，还连年接受考古专业同学在考古所的发掘工地，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夏先生对北大考古专业始终关心，对培养考古人才不遗余力。我和老同学们体会，夏先生讲考古学通论这门课程十分重要，讲的都是考古学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影响考古人的一生，属于重中之重，诚恳地希望根据新的情况加强这方面课程。
（1985年，夏鼐先生在偃师商城考古发掘现场）
问 六
您是最了解夏先生的人之一
您认为，如果夏先生尚在人世
他会对在座的同学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寄语呢？
夏鼐先生在世时讲得最多的话，就是注意田野工作质量，提高田野工作的科学水平。1985年3月1日，夏先生在北大办公楼礼堂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开幕式上，作了题为《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的讲话。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们想把我国考古学的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这便需要我们有献身的精神，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不羡慕别人能够得到舒服的享受，也不怕有人骂我们这种不怕吃苦的传统是旧思想、旧框框。我们搞考古工作的人，脑中有些‘古旧’思想也是自然的嘛！”这距离他突然与世长辞只有110天，是他留给中国考古学界后辈学子们的宝贵遗言，也是对大家的最好寄语。70年前，夏先生以《埃及古珠考》这篇论文，获得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这部著作被认为，到现在仍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学术价值。为了满足学术界的需要，我们约请北大历史系颜海英教授，率领考古文博学院的刘瑞、历史系的田天两位同学，已经将它译成中文，不久将与重新整理的英文原本，以及阿拉伯文译本，连同夏先生的全部手写卡片和彩色照片，在北京、开罗两地出版。这是中国考古学家在国际考古学尖端领域拿到的第一块金牌。我在这里祝愿年青一代的考古学者，学习、继承与发扬夏鼐先生的治学精神，在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勇敢奋进，争取在国际考古学界拿到更多的金牌！（供稿 / 王世民 排版 / 阮可欣）
问 一
夏先生是如何走上考古之路的？
他的求学之路又是怎样的？
您认为他的哪些求学经历
奠定了他日后为新中国
考古学领航掌舵的基础呢？
答：大家常说夏鼐先生“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他的知识结构非常好，起点相当高。中学时代，初中在温州，高中在上海，就读的都是当地名校，文理科和英语并重，又有自已一套增强记忆的方法，因而打下很好的根底。夏先生在燕京社会学系一年，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学不同流派的名著。进入清华大学以后，师从陈寅恪、钱穆、雷海宗、蒋廷黻几位名师，先后钻研中国近代外交史和中国近代经济史，取得一定的成就。为了出国留学转而考取清华第二届留美公费生的考古学门。这出人意料的变化来得突然，却又并不偶然，因为他的考古情结由来已久。他在童年时代收集过古钱。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阅读人类学方面著作，对人类化石与先史时代考古学已有初步了解。那时，他曾不止一次去邻近的圆明园遗址进行仔细考察，进城参观过故宫和历史博物馆。1933年，两次聆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讲演，其中一次讲《新疆考古收获》；曾去地质调查所，参观了周口店发掘所获古生物化石、北京人头骨模型，以及石器、骨器等，又参观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甘肃采集的新石器时代标本。他曾想搜集关于北京人的外文材料，将其译成中文，由于费时而暂时作罢。1934年4月清华毕业前夕，夏先生负责组织毕业班同学历史考察团十余人，去山西太原、大同作为期一周的考察，由于没有请到指导老师，他阅读有关论著，自已担任向导，除游览晋祠、云岗石窟外，还在太原参观万泉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汉代汾阴后土祠遗址出土遗物。这些活动，无疑增强了他对考古学的兴趣。
（夏鼐先生与向达先生在敦煌）
清华大学聘请傅斯年、李济二位先生做夏先生留学的辅导员，他在清华校内和南京史语所，读了几个月考古方面的书，然后去殷墟进行一个季度的田野考古实习。但是，他对近代经济史并未忘怀，思想上仍有犹豫和反复。刚到安阳不久，看报获知1935年招考的清华第三届留美公费生有经济史一门，后悔不该在1934年报考考古学。他托留校当助教的同窗好友吴晗，代为通过历史系请求校方“通融”，将所学专业改为“经济史”。梅贻琦校长答复，如果想改变为经济史，必须放弃已经考取的考古学，也就是必须重考，因为夏鼐是本校学生，“如一通融，必将引起各方责备及纠纷”。夏先生既然一心出国留学，清华又不允许改变专业，只好下定决心，“咬牙硬干”考古学。但他暂时仍认为，自己在素养上是个书呆子，生活习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至于行政事务更是门外汉，勉强去做只能成为二三流人物。夏先生离开安阳回到北平，前往傅斯年寓所谒见时，傅先生谆谆嘱咐留学期间，（1）学习的“范围须稍狭”，（2）“择定一位[适合的]导师”，（3）“少与中国人来往”，“最好不研究中国问题”。至于去哪个国家，经过李济、梁思永的反复斟酌，决定让夏先生去英国，专业方面则考虑国内已有几位弄史前考古，所以希望他注重历史时期考古。
夏先生满怀对中国考古学未来的抱负，牢记未来的目标是历史时期考古，时刻考虑怎样“为祖国服务”，所以在仓促进入伦敦大学艺术研究所之后，发现那位导师叶慈没有什么学问，断然决定转攻难度很大的埃及考古学，以期学到可供历史时期考古借鉴的方法。这在他写给梅贻琦校长洋洋数千言的信中充分表现出来。于是他一面努力掌握田野考古与室内整理方面的各项技术，一面刻苦学习艰深的埃及象形文字，并且选定埃及古串珠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留学时期的夏鼐先生）
为了将来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夏先生在课外异常勤奋地博览群书。他一方面充分利用伦敦大学和不列颠博物院的藏书，一方面经常出入旧书店，如饥似渴地汲取学术营养，尽量节约各项生活用费，将优厚的奖学金省下来买书，有时甚至因买书花光身边的钱，只好远道步行返回住地。他返国时运回将近400册西文书。夏鼐读书之多达到惊人的地步，1938年末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年第一季以参加发掘，漫游近东，无暇阅书，4月底返英时，一共只阅过十来本书。以后又以在校中整理古物，从事于串珠之编目，偷闲读书，一年仅阅过80部书，页数达19534页(小说及杂志中论文不算在内)”。“无暇阅书”尚且读过那么多书，其他年份可想而知。根据《夏鼐日记》粗略计算，1936和1937两年，每年都读书100种以上。当时夏先生大量阅读的，除少数几种出国前未能见及的西方学者中国考古学论著，以及埃及考古学重要著作外，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著作：
（一）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技术方法方面
（二）人类学方面著作
由于他开始步入考古学领域，就认识到从事考古学研究，必须具有人类学的根基，关于文化的起源与变迁等，须有一规模较大的理论为基础，才能把握住考古学材料的意义。所以他对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著作都投入不少精力。大部头古人类学著作，如基思（Keith，A.）的《人类的古代》，全书2册700多页。基思另外一部500多页的专著《关于人类古代的新发现》。再有利基（Leakey，L.S.B.）关于旧石器时代的最新著作。文化人类学方面不同流派的重要著作，均变论的，传播论的，批判传播论的、弗罗伊德的，他都认真读过。
夏先生视野广阔，放眼关注世界古代文明的其他地区，特别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考古，阅读了不少重要著作。关于远古东方、近东、巴比伦，苏美尔和阿卡德、亚述，再有印度河新发现的摩亨佐达罗、哈拉帕文化，等等。
夏先生出国前夕，行将结束安阳殷墟实习时即已认识到：“中国考古学上的材料颇不少，可惜都是未经科学式发掘方法，故常失了重要的枢纽，如能得一新证据，有时可以与旧材料对证，发现新见解，将整个的旧材料由死的变成活的。”夏鼐五年半的留学生涯，不仅师从惠勒、伽丁纳尔、格兰维尔等权威专家，得到埃及学大师皮特里爵士的青睐，而且专程拜访柴尔德，与伯希和、高本汉有过交往，还领略过斯坦因、吴雷、伊文思等多位名家的风采。历年来，他又广泛涉猎了那么多部名著。所以在治学的道路上，从一开始就站在人类学、考古学和埃及学的学术前沿，见识超群，并且一贯地坚持如此。夏先生通过脚踏实地的实践，参加英国梅登堡遗址、埃及阿尔曼特遗址等项发掘，经历室内古物整理，特别是应付战备的大量古物装箱，使他既掌握了国内未知的开探方大面积揭露，以及找寻柱洞、采集土壤标本等发掘史前遗址等先进方法，又通晓室内方面的一系列工作。这样，夏先生在考古学理论和知识结构上、田野考古的理念和操作技术上，都比国内的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高出一筹。他曾与时在伦敦的吴金鼎多次议论国内的考古工作状况，并于1937年春李济去英国进行学术访问时，当面向这位老师表露对殷墟发掘方法的不满意。李济尴尬地说：“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叹气地表示：“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李济原本留学美国攻读人类学专业，转行从事考古工作，自然对 “科学式发掘方法”不够熟悉。留美主攻考古学的梁思永来到史语所考古组后，使殷墟发掘有很大的改进，仍然存在着不足。再说，李、梁二位老师留学归国都已有十多年时间，对于国外考古学的最新进展不免生疏。而夏先生在英国这个现代考古学圣地学成回国时，已经是成竹在胸。他满怀抱负和激情，准备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大干一番。
问 二
考古学中非常关键的一环是田野考古
中国考古学也不例外
但中国考古学者不是一开始
就能够进行高水平的科学发掘的
从安阳小屯的毫无章法
到今日能够协助乌兹别克斯坦
进行高水平田野发掘
您认为夏先生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他规范和提升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哪些方面？
时至今日，我们在进行田野发掘时
还会用到夏先生所留下来的哪些田野考古“遗产”呢？
答：夏先生一贯认为，考古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工作，强调提高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要求大家在考古调查发掘中认真辨别复杂的地层情况，弄清楚遗迹、遗物的各种关系，特别关注遗迹、遗物当中的工艺问题，要求把观察到的一切有关现象详细、正确地记录下来。所以，他反对搞考古的人参加发掘时不下坑，或者在坑边上看书，因为看书就会忽略瞬间即逝的现象，那么获得的器物和盗掘出土的就没有什么区别。当然更反对不下工地的遥控和跑马式巡视，以致不认识生土、熟土、夯土和路土。不同地点都会有新的情况。在敦煌发掘古墓，由于盐碱凝结的缘故，斯坦因、石璋如都没有挖到底，夏先生才弄清楚地层情况。他在辉县第一次成功地清理车马坑，但是沣西发掘和琉璃河发掘仍有疏忽的情形发生。他以自己的实践告诉大家：考古工作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你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看你采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切忌有“挖宝”思想。我想在广泛应用现代科技手段的今天，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夏先生在田野工作中留下的遗产，发掘者双眼和双手的作用永远不会废弃。
（夏鼐先生清理定陵棺内文物）
问 三
碳14测年方法是由夏先生引进的
第一座碳14实验室也是由夏先生组织建立的
夏先生为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开辟了一条怎样的道路？
今天我们能否对他所创立的
考古学研究方法做出一个恰当的初步评价？
答：我体会，夏鼐先生认为考古研究，从根本上来说要胸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理论，这是大的方向，并且必须有切实认真的田野工作为基础。再是要有良好的历史学修养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关于历史学修养，夏先生对于原史时期的研究，曾经讲到对待所谓古史传说不可佞信，要知道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传的真正传说，又有先秦诸子的历史哲学；谈到历史时期的考古工作，夏先生曾说：“考古研究进入‘历史时期’，便要掌握狭义历史学中的大量文献和运用文献考据功夫。”一般来说，老一辈历史学家对古代文献“倒背如流”，咱们后辈无法相比，所以要有自知之明，应该战战兢兢地对待，倘若自我感觉良好，那就一定会出毛病，闹出常识性笑话。记得l958年我写一份材料，摹仿一位前辈考古学家用了“ 葬”一词，夏先生翻出字典给我纠正（注：" "是指夫妻合葬，大墓附近的车马坑或器物坑，只能称之为"附葬"）。弄不清楚的字词，那怕知名前人用过的，自已也要查一下。有些字词，在古代的礼制上或许有特殊含义，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夏先生在这方面事例很多，举不胜举。关于现代科技方法应用于考古研究，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例如生铁、熟铁、钢的含碳量区别，铝的冶炼方法，陨铁的特点等等，搞不清楚而想当然地误读就会出乱子。宜兴晋墓出土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特别是河北藁城台西遗址铁刃铜钺的进一步研究，都是夏先生正确判读原鉴定报告进而取得的成果，避免了中国考古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出丑。夏先生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根据当时公布的各种史前文化的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辨明哪些数据可信、哪些数据尚需存疑，全面讨论各种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即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谱系问题，从而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是科技方法应用于考古研究的成功范例。各种科技手段取得的数据，终归要正确地应用于考古研究。
（夏鼐先生）
问 四
夏先生有一个名号叫“七国院士”
但是在生前，他又曾极力阻止中外考古学者
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合作考古
您认为这两件事矛盾吗？
如果不矛盾，能否请您讲一讲这背后的故事？
关于夏鼐生前阻止中外合作考古问题，据我所知只有四川大学企图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考古这件事。事情发生在1981年下半年，也就是36年以前。我想根据《夏鼐日记》的记载，简单地说一下经过情况：
1981年9月29日，童恩正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访问一年后回到北京，与夏先生见面时说，他在美国与哈佛大学谈妥，拟于明年合作进行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教育部已经批准。夏先生当时就感到不妥当，告诉他“考古工作不能与外国人合作，不能贪小便宜，将研究权拱手让人。”他口头同意不能把研究权让人的看法，但又说“事已至此，无能为力”。当天下午，夏先生向社科院党委书记梅益汇报，梅益也认为不妥，需要商量出补救办法。后来，夏先生向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第一副院长邓力群先后反映，邓力群立即打电话给教育部长蒋南翔，蒋也同意夏先生的意见，以为不搞为妥。邓力群要蒋南翔管一管，随后将夏先生写的书面报告转教育部，这件事就此作罢。
我觉得，这件事应该历史地来看，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们国家刚刚对外开放，各种政策法规尚不完备，考古单位和考古工作者个人的情况有待改善，开展对外合作的条件尚不成熟。二是知识产权方面的考虑。夏鼐为了捍卫国家主权，按照组织程序，紧急地将情况上报到高层领导，及时妥善处理，是完全必要的。
张光直第一次来大陆访问是1975年5月，中美尚未建交，那时他就向夏先生提出参加中国田野考古的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1982年11月19日五届人大第25次会改通过施行的。其中第21条规定：“非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务院特别许可，任何外国人或者外国团体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1981年，《文物保护法》正在制定之中，按照临时性的条例也是照这样的原则处理。换句话说，一定要经过国家文物局报国务院特别许可，其他单位直接报国务院，以及自行“批准”，都是不合规矩的。因而，所谓“教育部批准”是错误的，当然也是无效的。
前段时间在静园二院举办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展览，主要看点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1927年，以北大为中心的老一辈专家，勇敢地捍卫国家主权，坚持中外合作考察以我为主的原则，主要是不准将文物、标本运往国外。关于这种情结，我听讲夏先生讲过，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从周口店送回北京城内以后，一直保存下协和医学院的外国学者手中，由步达生、魏敦瑞进行研究，自已再也没有机会接触。夏先生1985在《评贾兰坡<周口店发掘记>》一文中，对研究权问题讲过很长一段话。
现在与三十多年前相比，国家文物法令更加完备，《文物保护法》制定三十多年来作过几次修改，而且又有专门的《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对考古涉外工作的方方面面作了周密的明确规定。开始要由国家文物局对外方进行初步审查，然后送请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等部门审查，审查合格后再由国家文物局报请国务院特别许可。这些程序，当年四川大学都没有做，国家文物局既不知情，又未经有关各部门审查，更没有得到国务院的特别许可，与规矩完全不合。如果不是夏先生奔走，及时设法采取断然措施，不知道会捅出怎样的漏子。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咱们各个考古单位的物质条件（设备、经费）和人员素质都有很大的改善，不会再出现为“贪小便宜，将研究权拱手让人”的现象。当然已有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怎么样不断总结经验，使之搞得更好？那是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回想五十年前埃及修筑阿斯枉水坝时，呼吁各大国前往考古，咱们中国派不出考古队，捐给为数不多的经费了事。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在世界上国际地位，都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不仅有若干请进来的中外合作考古项目，而且去往不止一个国家合作考古。今非昔比，不可同日共语。
问 五
夏先生与北大及北大考古
文博学院有什么渊源？
他为培养新中国的考古人才做出了哪些努力？
您就是夏先生的学生
能请您结合切身体会讲一讲吗？
夏鼐先生与北大，与考古文博学院，应该说渊源很深。记得大约是2002年北大考古系的一次集会上，宿白先生在讲话开头特地强调指出，谈到北大考古系的发展，不能忘记夏先生的贡献，亲自来讲课不说，1952年考古专业成立时，还曾带我们去王府井采购仪器设备。据我所知，夏先生就读燕大和清华时期，好像基本上没有去过城里的老北大。1947年代理史语所所长职务期间，与去中研院开会的北大校长胡适有较多接触，胡适说北大考虑以后办考古。1949年，夏鼐离开史语所家居期间，北大临时负责人汤用彤教授发电报，敬聘请夏先生为北大教授，后来汤用彤又和郑天挺、向达联名发电报催促。夏先生到考古所任职后，不时去老北大历史系，1951年北大春季考古专业成立前，开始在老北大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听课的学生有赵其昌、吕遵谔等。这就是说，夏先生与北大的直接联系比苏秉琦早。1952年夏先生代表考古所，参与筹划在北大设立考古专业。考古专业成立后，考古所派苏秉琦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连续几年由夏先生亲自讲授最基本的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派安志敏、郭宝钧和苏秉琦分别讲授史前考古和历史考古，又派白万玉等技术人员讲授考古技术，还连年接受考古专业同学在考古所的发掘工地，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夏先生对北大考古专业始终关心，对培养考古人才不遗余力。我和老同学们体会，夏先生讲考古学通论这门课程十分重要，讲的都是考古学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影响考古人的一生，属于重中之重，诚恳地希望根据新的情况加强这方面课程。
（1985年，夏鼐先生在偃师商城考古发掘现场）
问 六
您是最了解夏先生的人之一
您认为，如果夏先生尚在人世
他会对在座的同学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寄语呢？
夏鼐先生在世时讲得最多的话，就是注意田野工作质量，提高田野工作的科学水平。1985年3月1日，夏先生在北大办公楼礼堂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开幕式上，作了题为《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的讲话。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们想把我国考古学的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这便需要我们有献身的精神，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不羡慕别人能够得到舒服的享受，也不怕有人骂我们这种不怕吃苦的传统是旧思想、旧框框。我们搞考古工作的人，脑中有些‘古旧’思想也是自然的嘛！”这距离他突然与世长辞只有110天，是他留给中国考古学界后辈学子们的宝贵遗言，也是对大家的最好寄语。70年前，夏先生以《埃及古珠考》这篇论文，获得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这部著作被认为，到现在仍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学术价值。为了满足学术界的需要，我们约请北大历史系颜海英教授，率领考古文博学院的刘瑞、历史系的田天两位同学，已经将它译成中文，不久将与重新整理的英文原本，以及阿拉伯文译本，连同夏先生的全部手写卡片和彩色照片，在北京、开罗两地出版。这是中国考古学家在国际考古学尖端领域拿到的第一块金牌。我在这里祝愿年青一代的考古学者，学习、继承与发扬夏鼐先生的治学精神，在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勇敢奋进，争取在国际考古学界拿到更多的金牌！（供稿 / 王世民 排版 / 阮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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