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朱佑樘治理下的时代被称之为“弘治中兴”，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兴之令主”。在明孝宗的治理下，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是明朝和平安乐的时期之一。弘治中兴主要措施
政治上
明孝宗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先着手人事安排，后改革政策。他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军事上
在武功方面，明孝宗也有所建树。此时期击败吐鲁番，收复嘉峪关以西的土地，经营哈密。明孝宗还修缮长城，抵御蒙古。
明孝宗重视军事，极力维护国家统一。他在位时期，明军先后三次收复哈密，其中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武力收复。羽奴思统治国吐鲁番地区后，开始与明朝争夺对哈密地区的控制权。1488年，明孝宗令罕慎袭封哈密忠顺王，“给金印，冠服”，对新疆的实际控制。同年，羽奴思之子阿黑麻躬至哈密城下，诱罕慎盟，执杀之，复据其城，而遣使到明朝入贡。明朝识破其诡计，只得献还哈密金印。1493年，阿黑麻再次攻占哈密，令其尊长牙兰守护哈密，并不时抢掠沙州等地威胁各卫归顺，为患不已。1497年，马文升前往平抚，汇同河西诸卫及诸部落族数千人，袭哈密城，牙兰等人逃跑，哈密收复。当时朝廷中有人主张放弃哈密，但明孝宗主张坚决出兵收复哈密，并立即委派马文升为元帅，大败吐鲁番军，收复了哈密。
经济上
减免赋税
明孝宗体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减免地方的赋税。地方官奏报因灾情免赋的要求，他都无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税粮之外，他还给贫民麦种、牛种。他还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禁止势力人家侵夺民利。有一次，明孝宗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黄河工地上，犒劳治理黄河的刘大夏及河工人员。
经济改革
经济方面的第一个改革就是征收制度。明朝开国以来，赋税征收的一个难题就是欠税的太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来自明朝的一个福利政策：如果一个地区出现欠税，那么欠到第二年，就可以酌情打折，甚至大大减免。当初定下这个政策是为了回顾百姓。
开中法是明朝初期建立的旧制度，主要是商人们只要在边境屯田，给国家输入粮食，就可以换取食盐贸易资格，即“盐引”。这个办法长期以来，即充实了边境粮食储备，又活跃了经济。
收入与人口增加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中，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至十四年(1501)更增至10408831户，十七年(1504)达10508935户，口数则由元年的50207934口，增至十七年的60105835口。
治理灾害
治理黄河
自洪武建国以来，对黄河曾有两次大规模治理，一在永乐间，一在景泰间。成化中，河患又厉，屡决于开封，河南颇受其害。
治理水患是弘治朝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这实际构成了当时国家经济的主体。
治理江南
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明孝宗派遣徐贯前去治理江南的苏松河。河工大约完成于弘治八年(1495)，这一年二月，明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额“昭应”。到四月间，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堤//河道二百五十多所，彻底解决了江南水运的淤泥堵塞，经过此次治理后，以往水患多发的江南大地，从此水灾顿渐，在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几乎是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
民族外交
明孝宗实行积极的民族政策。在弘治年间，他对回族聚居区进行开明的扶持政策，兴建了不少的寺庙，将其命名为“清真寺”，以供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对北京广安门内牛街清真寺礼拜堂的重新装修，使其成为北京地区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清真”一词在明孝宗的推动下，很快影响全国，对回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甫一开始时，“清真”一词的内涵时常被人混淆，如弘治二年(1489)重修的河南开封犹太教堂也被命名为“清真寺”，但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弘治中兴”对回族文化的形成意义。
明孝宗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采取积极防御抗战的战略。特别是鞑靼小王子，时战时和，不时侵扰明境。明孝宗统治期间，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等的多次入侵只是采取抗战驱赶之策，没有劳师远征，没有深入沙漠主动出攻击小王子、火筛老巢，更没有主动对邻国发动大规模征战。但其他邻邦或属国如安南、暹罗、琉球、占城、撒马儿罕、火剌札、爪哇、日本等，则不定期来明朝入贡。
文化上
明孝宗个人生活节俭，忙于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并无特殊嗜好，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陶瓷，更无暇顾及孰好孰坏。据史籍记载，景德镇御窑厂曾数度停止烧制或减产瓷器，因此，这个时间虽不算短暂的王朝，官窑传世品的品种和数量却都很少。弘治青花延续成化的工艺和风貌，因此有“成弘不分”之说。近来，海内外考古成果和传世品陆续有新发现，特别是民窑青花瓷，品种多样，装饰新颖，反映出在此时官窑处于低谷时期，民窑却十分兴盛，对此古陶瓷界和收藏界逐渐都有了新的认识。
有迹象表明，明孝宗喜爱素色，反映于瓷器上是传世实物绝大多数色泽素净，宫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动为轴心，任何事物必须以皇帝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因皇帝嗜素，嗜素之结果导致对素净器皿的广泛使用的需求，这是弘治朝瓷器色泽普遍较素的重大原因。
如何评价弘治中兴
明孝宗在位十八年，他重用李东阳，谢迁，刘建等名臣，采取种种措施减轻老百姓的徭役赋税，把本已经衰败的明朝再度复兴起来。
由于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政治清明。史称其时为“弘治中兴”。
后世史家在论及有明一代政事时，认为：“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洪、永开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民变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明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以弘治朝为“中兴之世”。
这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时代，却最符合对于盛世评判的所有公共标准。可以把一切属于盛世的公共定语都套用在关于这个时代的评价上，虽然那样显得有些枯燥。但却足够说明这个时代让人神往之处。弘治十八年的故事，并不仅仅简单的是一个好皇帝开创一个盛世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力量，这是一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生命力重新勃兴的繁荣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