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将民族作为关注的焦点，并力求促进以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为目标的民族利益。而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心任务。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即成事实，其形成也经历了一个缓慢、艰辛曲折的过程。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而不同于西方由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而促成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催化着中华民族向近代民族的转换和建立民族国家的进程。
一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有三次高潮，其中，第三次高潮是基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而起
的民族主义高潮，直接针对日本军国主义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社会动员程度之深，是前两次所不能比拟的。
抗战时期，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升华，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觉醒，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的加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痛苦抉择。过去纷争不断的国内各政治派别，都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携手共赴国难。正如刘大年先生所说：“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各派武装力量统一编入对日作战序列，投入前线作战;国民党政府被各方接受为唯一的中央政府;原来混乱黑暗的农村有些地方很快变成了先进的抗日根据地。中国国家统一，中国民族统一同时得到了实现。”这是近代以来未曾有过的，是“中国民族运动，民族复兴的新起点”。 [1]
当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是生存之道。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次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2]而国民党当局也抛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抗战确定为国策，并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各民主党派，在此紧要关头，也抛弃前嫌和分歧，投身于抗日事业之中。1937年7月10日，救国会发表了《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全力保卫北方，支援二十九军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极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后，各民族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拥护和支持联合抗日的主张。而且，各民主党派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了抗战的活动。如积极创办抗日刊物，出版抗战读物，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教育活动。与此同时，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也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各地民众纷纷参军以支援前线，爱国华侨也出钱出力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从抗战爆发到1940年12月，华侨在海外建立的救亡团体就达2794个。抗战头五年，海外侨胞的义捐和家汇达50多亿。在中国空军飞行员中，华侨几乎占四分之三。简而言之，抗日战争有助于民族主义的高涨，同样也使得战后想在中国保留特权的做法成为不可能。
二
但是，一个无法回避也时常为世人所诟病的就是，何以中国会出现之多的民族叛徒?根据公开数据资料显示，在日本侵华期间，“皇协军”，“治安军”，“和平建国军”诸如此类的伪军组织，以及伪公职人员达到了四百万。而且，根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果统计，歼灭的伪军数目也大大高于日军。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事例，在《抗战和战后中国》一书中，杨天石通过对未刊函电的考察梳理，提出胡适等知识分子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在“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在“战”“和”之间左右徘徊，一方面以“抗日领袖”自居，另一方面，对日秘密谈判也是断断续续。1938年1月，日军突破黄河直奔济南，韩复渠率十余万大军不战而逃，山东沦于敌手。那么，现在的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些历史现象?他们都是“汉奸”吗?
在前文也提到，中华民族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的，而并非一蹴而就。安东尼?史密斯给民族概念下过这样的定义：“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3]按照20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前现代群体是缺乏民族的大众的“公共文化”和“公民”这两种特征的。
公共文化是建立在现代工业的背景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技术尤其是通讯技术的发展，而且，大众教育是前提和保证。对处于现代化早期的中国而言，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外敌入侵，一般性的知识和文化远未普及，公共文化就像是“空中楼阁”般遥不可及。虽然，早在20世纪10年代，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了对成人文盲和穷人进行教育的重要性，如果任由民众继续处于愚昧和一盘散沙的状态，中国的命运将更加另人堪忧，20年代和30年代大众教育运动开始兴起。然而，大部分的中国人仍是文盲，在农村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问题尤为严重。对于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农民而言，他们不了解泱泱中华的历史文化，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民族自豪感，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对民族的认同。他们关心的更多的是，谁能使自己的日子过得不那么艰辛?例如，1944年，日本人发动了旨在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河南国民党守军溃不成军狼狈逃窜。当地的农民竟蜂拥而起帮助日本人打驻守河南的国民党军队。原因很简单，当地的国民党守军严酷的剥削百姓，“官逼民反”。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这种现象的存在确实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还在形成中，民族意识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公民，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从其产生来看，是一个法律概念，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连。在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制度性的民主政治，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和古罗马的城邦时期。在这个奴隶制时期，在民主政治的雏形的基础上，出现了“公民”的称呼，也叫“市民”。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国民依法享有各种权利，包括平等权、自由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等。而反观此时的中国，虽然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聚集了一批现代知识分子，极力鼓吹自由民主。但就全国而言，识字率偏低，大部分国民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他们更多的是，被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纳税，并且不得滋生事端。他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国度，也没有法律赋予的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很多时候，农民并不在乎是谁在统治，而只要能“暂时的做稳了奴隶”就可以。现代民族特征在这些人中体现的并不明显，反倒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前现代社会的影子。
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觉醒，民族的凝聚力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的加强。但是，中华民族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同样也呈现出一种相当复杂的情况。对此，我们应清醒认识，前现代的族群向现代民族的转化过程中，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才能更好地解读这段历史。
参考文献：
[1]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统一[J].抗日战争研究,1992(2).
[2]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P274, 275.
[3]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