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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和妻子都还在学校读书。我们从报纸上得知,日寇已经借机侵占了我们的东三省,烧杀、奸淫我们的同胞,掠夺我们的资源和财产,并野心勃勃地叫嚣要灭亡中国。对日寇的凶残侵略,我和全国四万万同胞一样,十分愤慨,积极参加游行示威,抗议日寇侵略中国的行为。回家后,我便和太公(祖父)说:“如今日寇占领了东三省,野心很大,看样子要南下灭亡中国,为了不当亡国奴,我身为一个青年,准备响应政府号召去当兵,拿起武器,驱除日寇,保国卫家。”我太公也是行伍出身,深明事理,便说:“外虏入侵,国家有难,没有国就没有家,青年人应该承担起责任,去吧,赶走日寇再回来。”由于父亲外出做生意不在家,我拜别了母亲、弟妹,新婚妻子也含泪说:“你放心去吧,我在家照顾几个老人,早日胜利归来,我在家等你”。
我随身带着一包米饭,从家乡藤县步行十几华里来到梧州,在大南酒家的征兵站报了名。和我同来的七、八个人,只有我和另外一人通过了面试考核,随后便被集中送到广西柳州航空学校,分在高射炮队培训学习。一年后,我被提升为班长,三年毕业时晋升排长,分配在云益山原广西大学附近驻防。第二年,日军九架飞机来轰炸梧州时,遇到我军的猛烈炮火拦截。我负责指挥阵地防守的四门高射炮,每门炮七个士兵,日寇飞机先是试探侦察投弹,见我们不开火,以为我们不敢打,谁知我们采取高不打、远不打的战术,沉着应战,等日机进入有效射程内,炮手一开炮“砰、砰、砰”几下就命中日机,它拖着一屁股的黑烟往广东肇庆方向坠毁了。战斗中,山头的松林几乎被炸断炸翻,士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几十个人伤亡惨重,损失大半,高射炮也被炸坏了两门,我头部也被弹片所伤,血流满面,但仍然坚持指挥剩下的两门炮,又击落一架日机后,我昏倒在阵地上。
战斗结束后,我得到上级的奖章和奖金。头部伤好后第二年,我被送入黄埔军校武岗二分校五大队(营建制)全面学习政治文化、战术指挥、密位测绘理论、骑兵训练以及侦缉、捕俘等十多门课程,三年多军校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西三十一军一三一师直属搜索营任连长,前往湖南侦察日军动向和兵力情况。
1944年中秋节后,我又调到一三一师三九二团任代营长,带兵往桂林市郊的粑粑厂、灵川等地,专门袭击日军的防地,以及对付日军的侦察,用无线电讯号指挥美国飞虎队轰炸日军的阵地。
10月底,桂林保卫战开始后,我带200多士兵的加强连,防守桂林火车北站,士兵高喊:“兄弟,来世再见!”先后击退十多次日军疯狂进攻,隆冬腊月的桂林又下着毛毛细雨,气温只有几度,守军虽然身穿棉衣,但都全身湿透,瑟瑟发抖,始终坚守在阵地上。大家吃炒米,用帽子接雨水喝,没有一个士兵退缩,直到上级通知突围时,我连剩下不到10个士兵了,突围之后就剩我自己和两把驳壳枪了。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回想起当年桂军兄弟与日寇顽强奋战的情景仍犹如昨天。我们的后代务必要居安思危,不忘历史,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歼灭敢于入侵之敌,这才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