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回忆
1942年，索朗旺堆出生在拉萨冲赛康附近，父亲是位还俗喇嘛，担任鞋匠行会的秘书职务。父母离异后，他就成了流浪儿，10岁那年，西藏已经和平解放了，他就跟鞋匠师傅当学徒，为进藏部队赶制布鞋。鞋做完了，他生活又无着落了。
索朗旺堆有位伯父是拉萨管理水运（牛皮船）的官员，叫古本宁巴。看这孩子如此可怜，鞋匠行会组织非常不忍心，就把他带到水运官家，请他看在孩子是他亲侄子的份上收留下，给他口饭吃。
退休后的索朗旺堆在庭院里收拾花木
在伯父家，他其实是个小佣人，陪堂弟堂妹去娘若夏——拉萨最大的私塾学校读书。天资聪慧的索朗旺堆，从小就羡慕别人上学读书，现在虽然是陪少爷小姐，但能听到先生讲课，学习写字看书的本领，他已经非常满足了。
旧西藏的私塾学校等级森严，上课得排座次。活佛、喇嘛被请到楼上，贵族子弟让进楼下客厅，商人和富家子弟在庭院的天井里，而陪读的佣人只能缩在楼梯下面。索朗旺堆正是在阴暗杂乱的楼梯下，在那块向学校借的写字板上，写下第一个藏文字母的。他是娘若夏的没有地位的学生，却也是学习最刻苦、最努力、最认真的学生。
旧西藏的私塾学校也公布考试成绩，那时就不讲地位高低、出身贵贱，无论是活佛、贵族、富人子弟还是佣人，都得以成绩排座次，谁的成绩最好，就安排在第一的位置，谁的成绩差就被罚站在最后面。小索朗旺堆经常考第一，经常坐在第一个座位。这时老师把一柄竹尺交到他手里，让他打那些比自己成绩差的学生。这时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出身贫寒不等于就傻就笨。只要自己努力，什么事情都能办成。
1954年，小小年纪的索朗旺堆由于不堪忍受主人家给他的非人对待和来自学校的无故责打，他逃离伯父家，逃到住在乡下的母亲那里。
时代毕竟不同了。1955年，他到拉萨小学读书，而且还是住校生。这是一所西藏工委办的学校，所有一切学校全包。1962年，在拉萨中学初中毕业的他，被分配到西藏人民印刷厂当上了排字工人，也逐渐长成为一个棒小伙。
学习是他的乐趣
索朗旺堆从小就有很强的求知欲，参加工作后，虽然他只是排字工，他也从未放弃看书学习，读书就是他的乐趣。
1973年，他的机遇来了。当时许多内地大学来西藏联合招生，有位老师得知他愿意上学，就劝他赶快复习功课。考试成绩公布前，川大的一位老师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到四川读书？是否愿意学考古？他说只要有书读，在哪里学什么都行。就这样，他来到了天府之国学上了考古。
在川大他如鱼得水，读了很多好书，学了许多知识。他知道要学好考古、就要懂得中华民族的历史，就要学好古汉语，当时的《活页文选》使他得益匪浅。就这样，他在川大刻苦地学习，为日后献身考古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76年，他毕业后分配到罗布林卡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那里他被安排当库房保管员。领导说，这里面可都是金银财宝，都是文物，你是学考古的，首先要保管好它们。索朗旺堆在做好保管工作之余，常到文管会编译室看书、求教。当时东嘎·洛桑赤烈等著名藏族学者都在那里工作，他从这些藏族前辈那里学到了很多有关藏族历史和古藏文知识，使自己的知识结构得到了补充和完善。
初征考古就逢卡若列山
1977年，索朗旺堆等3人接到一项渴望已久的任务——到藏东昌都地区征集解放军进藏时期遗留下的革命文物。地区文化局的同志还给他们看了一些石器，说是在昌都附近卡若出土的。一见到这些石头块，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请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带他们去卡若实地考察。索朗旺堆从此推开高原文物、考古之门。
1978年，索朗旺堆参加了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和四川省博物馆联合对卡若遗址的试掘工作；紧接着的1979年，他又成为正式发掘卡若遗址工作的一员。这次卡若遗址被国家确认为极具发掘价值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派来了专家们指导，由西藏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合作发掘。他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机——不仅有这可贵的实践机会，而且还有专家指导。1980年他们开始撰写发掘报告；1985年，《昌都卡若》一书正式出版，作为向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献礼。索朗在昌都前后干了3年，经历了卡若遗址从发现、发掘到编写发掘报告的全过程，他也完成了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业务骨干到西藏考古事业独挡一面的藏族专家。
1982年，他参加了山南朗县金东河畔列山墓地的考察，经过他们的多次考察和试掘，共发现大小不同、形制各异的墓葬多达210座以上，墓地分布面积约一平方公里。他说，列山墓地的规模之大，墓葬数量之多，外形保存之完好在西藏境内是罕见的；墓葬形制均为封土墓，常见的有方形、梯形、圆形，还有少数塔形和亚字形（坛城形）等。通过对列山墓地的研究，将为我们提供吐蕃时期陵寝制度、丧葬礼仪等多方面重要的实物资料。
1983年，索朗旺堆被委以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也是那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召开了。会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尽快完成始于1980年的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便进行下一步的编图编制。由于西藏文物考古事业刚刚起步，索朗向国家提出请求外省的支援。上级非常支持，国家文物局专门给西藏配备了必要的交通工具和普查设备，先后组织陕西、湖南、四川等省有关单位协助西藏进行文物普查，而且同意西藏在限定的时间内先出地区志和部分合县志，通过志书、年鉴、声像等形式，广泛记录和保护西藏的文物资源。
这年，为配合兄弟省市派来的援兵，索朗他们从培养翻译入手，开办了文博翻译速成班，讲授文物、考古专业翻译的基本知识，共培养出20多名藏族年轻的文物考古翻译人才。
从事文物普查，西藏不仅缺人才也缺设备——摄影器材只是一台老式“海鸥”120相机，交通工具是一辆破旧的大吉普，他们更多的是乘拖拉机、骑马和步行。作为队里的领导，索朗旺堆每月都要到各普查点去检查指导工作，了解进度，积累普查经验。那9年，他几乎是在野外度过的。
从1984年到1992年，西藏考古战线每年都有新发现，每年都有新收获。几年间共积累上百万字的文字资料，照片和绘图资料数万张；普查对象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范围涉及全自治区。
这是雪域高原规模空前的一次文物大普查，这是西藏考古人艰苦卓绝的一次文物大普查，这是全区民众文物保护意识得到普及、提高的一次文物大普查。
索朗旺堆说，能够参加这次西藏文物普查工作是我一生的骄傲。通过普查，我们掌握了区域内各类地上、地下文物古迹的现存状况、分布特点及其文物、历史、艺术价值等，同时，对于今后进一步加强文物的保护管理、整理研究，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一丰富的资源，将会产生重要、深远的影响。
九年的纪录
9年间，在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经过文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索朗旺堆主持编写出版了《拉萨文物志》、《阿里地区文物志》、《琼结县文物志》、《扎囊县文物志》、《乃东县文物志》、《昂仁县文物志》、《吉隆县文物志》、《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亚东、康马、岗巴、定结县文物志》、《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等地方志书；参与编写《昌都卡若》、《拉萨曲贡》报告；合作完成《桑耶寺志》；在法国出版《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及相关问题》论文单行本；在奥地利藏学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西藏高原考古研究回顾与展望》；在《文物》、《考古》、《西藏研究》等期刊上发表文章十多篇。
1985年9月，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为展示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成就，他为《文物》杂志第九期组织、编辑“西藏文物专辑”；
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大型图录《古格故城》上下册；
1991年，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了由他担任副主编的《南方民族考古》第四期“西藏专辑；
1994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西藏文管会和四川联大联合编辑的《西藏考古》第一辑；
199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索朗旺堆主编的大型图录《西藏岩画艺术》、和《西藏佛教寺院壁画艺术》。
多年来，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和突出的成绩，1993年他荣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1995年获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称号并当选为西藏自治区五届政协委员。
除本职工作外，他还曾担任四川大学兼职副教授、西藏大学客座教授、西藏大学中韩藏族文化艺术研究所顾问、中国考古学会理事等职务。
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藏族文物考古事业的开拓者，是高原文博事业的高级人才。
他说他的追求是“降于世间，留下足迹，不虚此行”。
他说他的原则是“以诚相待，相互理解，直言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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