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位于山西省的西南部，东倚太岳山脉与长治、晋城为邻，西卧吕梁山脉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北起韩信岭与晋中、吕梁市相依，南立中条山余脉紫金山与运城市接壤，整体地形呈两山夹一河之势。因其“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雷霍，西控河汾”，有“表里山河”之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临汾地处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平川地区适宜农耕，自古以来就为民勤物丰的富庶之地。由于受地形影响，山区平川气候差异较大，气候特征迥异。尧都区是山西省临汾市市府所在地，北距省城太原市230余千米，位于临汾盆地的中央。
西赵村隶属临汾市尧都区尧庙镇，地处市区西部，毗邻闹市中心区域。遗址位于西赵村西，紧邻村落，村民房屋建筑叠压遗址；西侧1000米为汾河，遗址处在汾河东岸二级台地上，西侧和南侧临大的冲沟断崖，冲沟对面为汾河东岸一级台地。遗址区地势整体较为平坦，遗址范围内存在少量的梯田断崖，遗址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300米，总面积约60余万平方米。
2013年9月，临汾市三星凤凰府商品房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发现了若干座古代墓葬，且其位置位于临汾市尧都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西赵遗址的范围内，临汾市文物旅游局随即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先后发掘清理M2等墓葬，出土了包括墓志在内的重要文物，临汾市文物旅游局认为其有较高的科研价值，遂上报山西省文物局，后山西省文物局责成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负责，临汾市文物旅游局协助，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联合考古队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对建设范围内的西赵遗址进行了历时近百天的科学规范的考古发掘。
山西地区发现隋唐时期的墓葬较少，已发现的主要集中于太原和长治两地，大同、忻州、汾阳等地也有少量发现，唯晋南地区的运城、临汾两地发现最少。迄今，运城地区发表的唐墓仅有薛儆墓1座，临汾地区发表的唐墓主要集中于侯马一带，目前发表的材料共有5座。
本次西赵墓地发掘隋唐时期墓葬12座，有3座出土墓志，其中两座发现明确纪年，一座墓志因漫漶不清，无法释读，其他9座墓葬的时代确定皆系通过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进行的分析断代。在墓葬形制方面，这12座墓葬中有8座为砖室墓，形制皆为单室墓，由墓道、墓门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有6座位于墓室南端，1座位于墓室西南，另1座不详；墓道形制有4座为竖穴式，2座为不规则阶梯式，另2座不详。其中两座墓的墓道在墓室另端均为不规则的阶梯状，此类墓道在以往山西地区发现的唐墓中不见，但在宋金时期的墓葬中大量使用，可以将其视为该类型墓道在山西地区使用的发端。墓室平面可分为两种，有5座为四角圆角与弧形墓壁相接，另3座则为四壁平直相交，仅一座内发现砖床。由于墓室的上部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墓室顶部结构不详。在这8座砖室墓中均使用青砖为建筑材料，形制大多为条砖一面为绳纹，一面为素面，另在一座墓中发现了少量的异形砖，平面呈梯形。另4座为土洞墓，平面由墓道和墓室组成。墓道皆位于墓室南部，除1座不存，余形制均为竖穴式。土洞墓的墓室均为不规则状，结合墓道，其似乎都可归为刀把形平面。西赵遗址隋唐墓葬在形制及材质使用上与山西地区已发现的唐代墓葬具有非常一致的共同点。
在随葬器物方面，能够直接反应墓葬时代的有出土墓志的M2和M45，M2根据其墓志内容可知墓主人何洛 “以永隆二年二月六日葬于州南三里”。永隆二年二月六日即为该墓的下限，永隆为唐高宗李治使用的第11个年号，永隆二年即公元681年。M45根据其墓志可知墓主人死于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十二月七日，墓志中出现武则天时期的造字，因此墓葬的年代应在武周时期，即墓葬的下限应在长安四年，故其年代应在长安三年或长安四年。在M3墓室墙壁砌砖中发现一块带有墨书铭文的青砖，上书“维大隋大业十年岁次甲戌五月戊戌朔十八日乙卯前没故人唐长□孙妇程铭”，故其年代为唐代无误。
另在墓葬的出土随葬品中发现了一些能够反映墓葬时代的钱币类遗物。M26出土1枚五铢钱、M36出土3枚五铢钱，这4枚五铢钱形制均为隋代五铢钱。隋五铢钱始铸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九月，开皇五年隋五铢钱才真正取代旧钱在全国流通开来。M7出土了1枚“乾封泉宝”，乾封为唐高宗年号且仅使用了三年（公元666～668年），因此M7的绝对年代应不会早于乾封元年（公元666）。M17出土墓葬虽不辨，但其随葬品中发现了2枚开元通宝，其绝对时代不会早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
从出土器物来看，种类丰富，包括陶器、铁器、铜器、金银饰件、钱币等。陶器以容器和人物、动物俑为主，其他则以小件类为多。在M26出土的陶盒（M26∶2）形制与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太原斛律彻墓出土的陶盒相似，且陶盒内放置了蚌壳和铁镜。墓葬随葬蚌壳的现象在隋唐时期的墓葬中发现较多，在一些高级别的墓葬中还出土了银质或鎏金银质蚌形盒。如洛阳关林大道刘夫妇墓葬、洛阳龙康小区C7M1422唐墓、三门峡庙底沟唐墓（M137、M198、M227）等均发现蚌壳，个别出土的蚌壳还有涂朱现象，洛阳东明小区C5M1542及偃师李景由墓曾发现鎏金蛤形银盒。铜镜的使用一直占据镜鉴类器物发展的主流，铁镜的出现和发展只是铜镜的一种补充。M26铁镜的发现，有其存在的原因，一方面铁镜虽然容易生锈，但是其照鉴效果好于铜镜，如果铁镜保存方法适当，也不失为照鉴的理想用具；另一方面相对于铁镜而言，铜镜价格更高，对于寻常百姓人家，考虑价格因素时更容易选择铁镜；此外唐代时铁镜、铜镜、葡萄酒和梨等均为太原地区的特产；基于上述因素考虑，临汾地区的隋代墓葬中出现铁镜就容易理解了。M26和M36中发现的随葬陶罐均为大口罐，M36出土2件大口罐口部形态为盘口，这些特点与唐代陶罐的形态存在较大差异。结合这两座墓葬发现的隋五铢钱，M26、M36的修建使用年代应为隋代无疑，具体时代大体为隋末，是本次发掘中时代最早的墓葬。
根据M2出土墓志志盖文“大唐晋州洪洞县何君墓志铭”和墓志铭内容可知墓主人“君讳洛，字通达，其先南阳人也。汉大将军进之华绪，……祖齐卓郡太守，……考隋朝请大夫，……寿春秋八十有三卒於平阳崇福里第，以永隆二年二月六日葬於州南三里……”。何洛，生平史籍无考。晋州，唐初属绛州总管府管辖，洪洞县为晋州所辖的五个县之一，平阳是当时晋州的治所。“汉大将军进之华绪”，大将军进即东汉末年的大将军何进，字遂高，南阳宛（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因异母女受宠之故汉灵帝时晋封为大将军，灵帝死后拥立灵帝长子刘辩为少帝，权倾一时，后死于十常侍之乱。“祖齐卓郡太守”，应为北齐卓郡太守。“考隋朝请大夫”，朝请大夫在隋代为文散官，官阶为正五品，唐代继续沿用。M2出土的玻璃花在唐代新城公主墓和史诃耽墓的遗物中有类似发现。结合新城公主墓的玻璃花以及发现的铜构件，M2出土的玻璃花与铜鎏金饰件作为装饰品共同使用无疑。M2出土的兽面纹瓦当，虽然部分纹饰残缺，但是其特征明显，如边轮较为宽平、当面纹样高于边轮、背面有刻划的线槽等，由于墓葬的年代明确（永隆二年，公元681年），可以认为这件瓦当的年代下限即为墓葬的年代；与两京地区相比山西地区出土的此类瓦当较少，因此这件瓦当可以为唐代兽面纹瓦当的纹样和断代研究等提供一定的借鉴。M2出土的3件陶力士俑，形象与北齐库狄 洛墓出土兽面人物饰、隋代斛律彻墓出土青磁砚的力士纹饰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M2墓志
M3在墓壁砌砖中发现了墨书砖铭，其年代为唐代无误。M7发现了乾封泉宝，其上限为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在M3墓室内发现的4件陶罐与M7出土的2件陶罐形态相似，且与M2出土陶罐比较也极为接近，所以M3和M2、M7的年代应与之大体相当。
通过对其他几座墓葬出土器物的对比，M5出土的4件彩绘陶罐形制和纹样与M3的4件彩绘陶罐的器形和纹样比较接近，M5没有彩绘的1件陶罐形态与M3出土的4件彩绘陶罐也差别不大。M47出土的4件彩绘陶罐与M3出土的1件体形较瘦长的彩绘彩罐相比，器形也差别不大，其中M47的2件陶罐与太原金胜村四号墓出土的1件陶罐在器形上也比较接近，金胜村四号墓的年代与太原董茹庄新村第五号墓唐墓的年代接近，后者为武周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赵澄的墓葬。因此，M3、M5和M47的年代应大体在高宗到武则天时期。
M35出土的4件陶罐器形比较修长，其中有2件陶罐与M47出土的陶罐形态较为相似。在M7中发现了一套6件的铜带具，在M45中也发现了一套14件铜带具，与之相似，唯形体更大，保存也更为完好。M38仅出土1件铜环，准确年代虽然无法判定，但是根据其墓葬形制等判断，应为唐代墓葬。西赵遗址本次发掘的隋唐墓葬随葬陶器以陶罐居多，其表现出一定的演变特征：从口大底小或口、底大致相当演变为口小于底；器形整体越来越修长。
本次西赵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就是在M2和M17出土了大量的陶俑，包括人物俑和动物俑。M2被盗掘，仅存3件力士俑；M17未经盗扰，出土遗物除砖墓志铭1合和8枚开元通宝外皆为陶俑，未见容器。陶俑的摆放位置和数量使用似有规可循，墓室的入口两侧对称放置着风帽男俑、镇墓兽、陶狗、武士俑和大型骑马人物俑等5组器物，墓室的西北角皆为风帽男俑；陶牛和陶磨数量为奇数（1件）外，其他器物的出土数量均为偶数，其中风帽男俑的数量（20件）是单刀半反髻女俑（10件）的2倍。根据对陶俑的分析对比，风帽男俑的形态与服饰等与西安郊区516号唐墓（初唐时期）出土风帽男俑几乎一致。单刀半反髻女俑的形态、发型及服饰等与西安郊区唐刘宝墓（568号墓葬，麟德二年，公元665）的单刀半翻髻女俑极为相似，与偃师柳凯夫妇合葬墓（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出土同类器物也较为类似，和新城公主墓（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壁画中单刀半翻髻侍女的形象也比较接近。骑马男俑、陶狗、陶猪、陶羊的形态及陶羊身上绘有大块黑斑等与新城公主墓出土同类器物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镇墓兽的形态、武士俑的形象与服饰与陕西长安南里王村唐墓（初唐时期）出土镇墓兽和武士俑也比较相似。因此M17的年代应与上述几座纪年墓葬的年代大体相当。
风帽俑和单刀半髻女俑
骑马俑
通过对此次发掘的2座隋墓、10座唐墓在位置分布、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西赵遗址的12座隋唐墓葬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家族墓地。其中M17、M5、M45和M7可能为一个家族墓地，M17的年代最早，大体在高宗时期，M45的年代在武周末期的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或长安四年，M7年代应不会早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M5的年代大体在武周时期。因此这一家族墓地的时间大体从初唐持续到盛唐。M36、M26、M2、M3、M4和M35为另一个家族墓地，M36和M26根据其出土器物判断应为隋代末期，M2由于出土墓志，其年代为永隆二年（公元681年），M3和M35的年代大体在武周时期，M4没有发现随葬品，准确年代虽然暂时无法确定，但是应该与上述墓葬的年代大体相当。结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家族墓地的持续时间较长，一直从隋末延续到盛唐时期。而M47和M38则与上述两个家族墓地无关。
此次发现的12座隋唐时期墓葬及出土器物不但丰富了山西晋南地区隋唐墓葬的资料，而且纪年唐墓的发现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晋南地区的唐墓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依据。特别是M2出土的玻璃花为山西唐墓首次发现此类器物，为我们研究山西唐墓乃至全国唐墓提供新的内容和课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文由孙莉、赵越摘编自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旅游局 编著 《临汾西赵——隋唐金元明清墓葬》之“结语”。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西赵村隶属临汾市尧都区尧庙镇，地处市区西部，毗邻闹市中心区域。遗址位于西赵村西，紧邻村落，村民房屋建筑叠压遗址；西侧1000米为汾河，遗址处在汾河东岸二级台地上，西侧和南侧临大的冲沟断崖，冲沟对面为汾河东岸一级台地。遗址区地势整体较为平坦，遗址范围内存在少量的梯田断崖，遗址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300米，总面积约60余万平方米。
2013年9月，临汾市三星凤凰府商品房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发现了若干座古代墓葬，且其位置位于临汾市尧都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西赵遗址的范围内，临汾市文物旅游局随即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先后发掘清理M2等墓葬，出土了包括墓志在内的重要文物，临汾市文物旅游局认为其有较高的科研价值，遂上报山西省文物局，后山西省文物局责成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负责，临汾市文物旅游局协助，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联合考古队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对建设范围内的西赵遗址进行了历时近百天的科学规范的考古发掘。
山西地区发现隋唐时期的墓葬较少，已发现的主要集中于太原和长治两地，大同、忻州、汾阳等地也有少量发现，唯晋南地区的运城、临汾两地发现最少。迄今，运城地区发表的唐墓仅有薛儆墓1座，临汾地区发表的唐墓主要集中于侯马一带，目前发表的材料共有5座。
本次西赵墓地发掘隋唐时期墓葬12座，有3座出土墓志，其中两座发现明确纪年，一座墓志因漫漶不清，无法释读，其他9座墓葬的时代确定皆系通过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进行的分析断代。在墓葬形制方面，这12座墓葬中有8座为砖室墓，形制皆为单室墓，由墓道、墓门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有6座位于墓室南端，1座位于墓室西南，另1座不详；墓道形制有4座为竖穴式，2座为不规则阶梯式，另2座不详。其中两座墓的墓道在墓室另端均为不规则的阶梯状，此类墓道在以往山西地区发现的唐墓中不见，但在宋金时期的墓葬中大量使用，可以将其视为该类型墓道在山西地区使用的发端。墓室平面可分为两种，有5座为四角圆角与弧形墓壁相接，另3座则为四壁平直相交，仅一座内发现砖床。由于墓室的上部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墓室顶部结构不详。在这8座砖室墓中均使用青砖为建筑材料，形制大多为条砖一面为绳纹，一面为素面，另在一座墓中发现了少量的异形砖，平面呈梯形。另4座为土洞墓，平面由墓道和墓室组成。墓道皆位于墓室南部，除1座不存，余形制均为竖穴式。土洞墓的墓室均为不规则状，结合墓道，其似乎都可归为刀把形平面。西赵遗址隋唐墓葬在形制及材质使用上与山西地区已发现的唐代墓葬具有非常一致的共同点。
在随葬器物方面，能够直接反应墓葬时代的有出土墓志的M2和M45，M2根据其墓志内容可知墓主人何洛 “以永隆二年二月六日葬于州南三里”。永隆二年二月六日即为该墓的下限，永隆为唐高宗李治使用的第11个年号，永隆二年即公元681年。M45根据其墓志可知墓主人死于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十二月七日，墓志中出现武则天时期的造字，因此墓葬的年代应在武周时期，即墓葬的下限应在长安四年，故其年代应在长安三年或长安四年。在M3墓室墙壁砌砖中发现一块带有墨书铭文的青砖，上书“维大隋大业十年岁次甲戌五月戊戌朔十八日乙卯前没故人唐长□孙妇程铭”，故其年代为唐代无误。
另在墓葬的出土随葬品中发现了一些能够反映墓葬时代的钱币类遗物。M26出土1枚五铢钱、M36出土3枚五铢钱，这4枚五铢钱形制均为隋代五铢钱。隋五铢钱始铸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九月，开皇五年隋五铢钱才真正取代旧钱在全国流通开来。M7出土了1枚“乾封泉宝”，乾封为唐高宗年号且仅使用了三年（公元666～668年），因此M7的绝对年代应不会早于乾封元年（公元666）。M17出土墓葬虽不辨，但其随葬品中发现了2枚开元通宝，其绝对时代不会早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
从出土器物来看，种类丰富，包括陶器、铁器、铜器、金银饰件、钱币等。陶器以容器和人物、动物俑为主，其他则以小件类为多。在M26出土的陶盒（M26∶2）形制与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太原斛律彻墓出土的陶盒相似，且陶盒内放置了蚌壳和铁镜。墓葬随葬蚌壳的现象在隋唐时期的墓葬中发现较多，在一些高级别的墓葬中还出土了银质或鎏金银质蚌形盒。如洛阳关林大道刘夫妇墓葬、洛阳龙康小区C7M1422唐墓、三门峡庙底沟唐墓（M137、M198、M227）等均发现蚌壳，个别出土的蚌壳还有涂朱现象，洛阳东明小区C5M1542及偃师李景由墓曾发现鎏金蛤形银盒。铜镜的使用一直占据镜鉴类器物发展的主流，铁镜的出现和发展只是铜镜的一种补充。M26铁镜的发现，有其存在的原因，一方面铁镜虽然容易生锈，但是其照鉴效果好于铜镜，如果铁镜保存方法适当，也不失为照鉴的理想用具；另一方面相对于铁镜而言，铜镜价格更高，对于寻常百姓人家，考虑价格因素时更容易选择铁镜；此外唐代时铁镜、铜镜、葡萄酒和梨等均为太原地区的特产；基于上述因素考虑，临汾地区的隋代墓葬中出现铁镜就容易理解了。M26和M36中发现的随葬陶罐均为大口罐，M36出土2件大口罐口部形态为盘口，这些特点与唐代陶罐的形态存在较大差异。结合这两座墓葬发现的隋五铢钱，M26、M36的修建使用年代应为隋代无疑，具体时代大体为隋末，是本次发掘中时代最早的墓葬。
根据M2出土墓志志盖文“大唐晋州洪洞县何君墓志铭”和墓志铭内容可知墓主人“君讳洛，字通达，其先南阳人也。汉大将军进之华绪，……祖齐卓郡太守，……考隋朝请大夫，……寿春秋八十有三卒於平阳崇福里第，以永隆二年二月六日葬於州南三里……”。何洛，生平史籍无考。晋州，唐初属绛州总管府管辖，洪洞县为晋州所辖的五个县之一，平阳是当时晋州的治所。“汉大将军进之华绪”，大将军进即东汉末年的大将军何进，字遂高，南阳宛（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因异母女受宠之故汉灵帝时晋封为大将军，灵帝死后拥立灵帝长子刘辩为少帝，权倾一时，后死于十常侍之乱。“祖齐卓郡太守”，应为北齐卓郡太守。“考隋朝请大夫”，朝请大夫在隋代为文散官，官阶为正五品，唐代继续沿用。M2出土的玻璃花在唐代新城公主墓和史诃耽墓的遗物中有类似发现。结合新城公主墓的玻璃花以及发现的铜构件，M2出土的玻璃花与铜鎏金饰件作为装饰品共同使用无疑。M2出土的兽面纹瓦当，虽然部分纹饰残缺，但是其特征明显，如边轮较为宽平、当面纹样高于边轮、背面有刻划的线槽等，由于墓葬的年代明确（永隆二年，公元681年），可以认为这件瓦当的年代下限即为墓葬的年代；与两京地区相比山西地区出土的此类瓦当较少，因此这件瓦当可以为唐代兽面纹瓦当的纹样和断代研究等提供一定的借鉴。M2出土的3件陶力士俑，形象与北齐库狄 洛墓出土兽面人物饰、隋代斛律彻墓出土青磁砚的力士纹饰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M2墓志
M3在墓壁砌砖中发现了墨书砖铭，其年代为唐代无误。M7发现了乾封泉宝，其上限为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在M3墓室内发现的4件陶罐与M7出土的2件陶罐形态相似，且与M2出土陶罐比较也极为接近，所以M3和M2、M7的年代应与之大体相当。
通过对其他几座墓葬出土器物的对比，M5出土的4件彩绘陶罐形制和纹样与M3的4件彩绘陶罐的器形和纹样比较接近，M5没有彩绘的1件陶罐形态与M3出土的4件彩绘陶罐也差别不大。M47出土的4件彩绘陶罐与M3出土的1件体形较瘦长的彩绘彩罐相比，器形也差别不大，其中M47的2件陶罐与太原金胜村四号墓出土的1件陶罐在器形上也比较接近，金胜村四号墓的年代与太原董茹庄新村第五号墓唐墓的年代接近，后者为武周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赵澄的墓葬。因此，M3、M5和M47的年代应大体在高宗到武则天时期。
M35出土的4件陶罐器形比较修长，其中有2件陶罐与M47出土的陶罐形态较为相似。在M7中发现了一套6件的铜带具，在M45中也发现了一套14件铜带具，与之相似，唯形体更大，保存也更为完好。M38仅出土1件铜环，准确年代虽然无法判定，但是根据其墓葬形制等判断，应为唐代墓葬。西赵遗址本次发掘的隋唐墓葬随葬陶器以陶罐居多，其表现出一定的演变特征：从口大底小或口、底大致相当演变为口小于底；器形整体越来越修长。
本次西赵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就是在M2和M17出土了大量的陶俑，包括人物俑和动物俑。M2被盗掘，仅存3件力士俑；M17未经盗扰，出土遗物除砖墓志铭1合和8枚开元通宝外皆为陶俑，未见容器。陶俑的摆放位置和数量使用似有规可循，墓室的入口两侧对称放置着风帽男俑、镇墓兽、陶狗、武士俑和大型骑马人物俑等5组器物，墓室的西北角皆为风帽男俑；陶牛和陶磨数量为奇数（1件）外，其他器物的出土数量均为偶数，其中风帽男俑的数量（20件）是单刀半反髻女俑（10件）的2倍。根据对陶俑的分析对比，风帽男俑的形态与服饰等与西安郊区516号唐墓（初唐时期）出土风帽男俑几乎一致。单刀半反髻女俑的形态、发型及服饰等与西安郊区唐刘宝墓（568号墓葬，麟德二年，公元665）的单刀半翻髻女俑极为相似，与偃师柳凯夫妇合葬墓（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出土同类器物也较为类似，和新城公主墓（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壁画中单刀半翻髻侍女的形象也比较接近。骑马男俑、陶狗、陶猪、陶羊的形态及陶羊身上绘有大块黑斑等与新城公主墓出土同类器物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镇墓兽的形态、武士俑的形象与服饰与陕西长安南里王村唐墓（初唐时期）出土镇墓兽和武士俑也比较相似。因此M17的年代应与上述几座纪年墓葬的年代大体相当。
风帽俑和单刀半髻女俑
骑马俑
通过对此次发掘的2座隋墓、10座唐墓在位置分布、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西赵遗址的12座隋唐墓葬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家族墓地。其中M17、M5、M45和M7可能为一个家族墓地，M17的年代最早，大体在高宗时期，M45的年代在武周末期的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或长安四年，M7年代应不会早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M5的年代大体在武周时期。因此这一家族墓地的时间大体从初唐持续到盛唐。M36、M26、M2、M3、M4和M35为另一个家族墓地，M36和M26根据其出土器物判断应为隋代末期，M2由于出土墓志，其年代为永隆二年（公元681年），M3和M35的年代大体在武周时期，M4没有发现随葬品，准确年代虽然暂时无法确定，但是应该与上述墓葬的年代大体相当。结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家族墓地的持续时间较长，一直从隋末延续到盛唐时期。而M47和M38则与上述两个家族墓地无关。
此次发现的12座隋唐时期墓葬及出土器物不但丰富了山西晋南地区隋唐墓葬的资料，而且纪年唐墓的发现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晋南地区的唐墓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依据。特别是M2出土的玻璃花为山西唐墓首次发现此类器物，为我们研究山西唐墓乃至全国唐墓提供新的内容和课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文由孙莉、赵越摘编自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旅游局 编著 《临汾西赵——隋唐金元明清墓葬》之“结语”。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责编：韩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