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张守中先生《侯马盟书字表新编》（以下简称《新编》），2017 年9 月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虽然我早就知道张先生从2015 年夏开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地编写，也在出版后很短的时间读到此书，但还是产生了“一言难尽”“百感交集”两种心情。
熟悉张先生的人都知道，1965 年12 月开始的侯马盟书的临摹，是他终身从事古文字临摹事业的起点，开篇之作《侯马盟书字表》便是在临摹了多达八万多字的侯马盟书后编写成的，并成为1976 年出版的《侯马盟书》（以下简称《盟书》）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盟书》是一本考古报告，专业性很强，业内人士使用当然很方便，但喜欢古文字的人读起来却多感不便，因为后者需要的就是侯马盟书的每个字偃仰顾盼的整体结构、点落线飞的笔画特点和收缩自如的运笔方式等。
因为同事们都忙于考古学专业研究，没有几个人操侯马盟书书法艺术的心，这让终生钟爱书法艺术的张先生早就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几乎是孤军奋战，利用参加1994 年秋天举行“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之机，发表论文《论盟书书法艺术》，一针见血地指出：“《侯马盟书》报告出版已近20 年，对于盟书，从历史、考古、古文字学的角度专家们已有充分的研究，而从书法艺术方面，在国内外还只有一些零星介绍，深入的研究、评论、宣传还是不够的，广大书法爱好者包括篆书爱好者对盟书艺术尚缺少认识，学习临摹乃至再创造就更少涉及。当然这种现象的存在，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其中文物、考古书籍专业性强，书价昂贵不便普及也是因素之一。”此后在不同场合，他多次提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包括2013 年初完成《侯马盟书法书传承随想》等。其实他心里早就明白，就是缺少一本侯马盟书“文字编”。因为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他编写的《中山王器文字编》（2011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再以后文物出版社连续分别于1994 年、1996 年、2000 年、2012 年出版了他的《睡虎地秦简文字编》《包山楚简文字编》《郭店楚简文字编》《张家山汉简文字编》，这五种“文字编”，都是以单行本的形式面向社会的，到今天“中山三器”和以上的秦汉简牍作为书法艺术，融入现代社会都已经到了风生水起、方兴未艾的程度，唯独侯马盟书没有达到他心目中应有的地位，有鉴于此，他不顾八十高龄，重新编写了侯马盟书“文字编”。
手捧这本沉甸甸的《新编》，我心里也是沉甸甸的。是什么力量能让这位年迈的老人如此执着，付出年轻人都难以承受的劳动？他说，“文字编的撰写头绪纷繁，费工费时，需经过编制文字索引、编排单字、摘选典型字例等近10 道工序”，历时一年多的时间完成。是责任，是义务，二者都是，又都不是，需要的是一种情怀，一种与侯马盟书融为一体的情怀。这就是我的“一言难尽”。
入选《新编》的有468 个单字，重文3013 字；合文5 例，重文66 例；存疑字27 字，重文15 字。“凡说文已有之字，书眉首列说文篆字，次为楷书释文及盟书文字。说文所无之字，置说文各部首之末，书眉用楷体隶定，盟书文字之下注说文所无”，这是张先生的极尽巧妙之作。之所以“新”，后记中有解释：“一、在体例方面，由以文字笔画简繁为序，改依说文部首为序；二、吸收学界近四十年来新的研究成果，改正一批原误释之字；三、对重文的选录作了扩充，由一千余字增加至三千余字。相信字表新编的问世，能为读者研究侯马盟书提供些许便利。”简简单单三言两语就把一年来的勤奋工作“交待”了过去。还是有明察秋毫的人，李学勤先生在“序”中就说：“不过在我看来，《新编》较之原表，最重要的改进之处，实在于张守中先生所述的第二点，即‘吸收学界近四十年来新的研究成果’，这使《新编》能够达到当前的学术水平，为大家提供更大的便利。”一个“些许”，一个“更大”，将张先生的处世态度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侯马盟书开始公布时，围绕侯马盟书关键的年代、主盟人、分类及关键的“字”所引发的历史事件等问题的争论就一直在进行，说到底就是几个字的释读问题。
（K1：12），《盟书》释为“宗”（以事其宗），黄盛璋先生则释为“主”，这牵扯到盟书的分类，《新编》更正为“ ”，是“主”的另一种写法。
（K156：24），《盟书》释为“质”（自质于君所），唐兰则释为“誓”，《新编》注明“说文所无”；
（K1：8）《盟书》释为“守”，出于K1（宗盟类二）、K88 （宗盟类四）、K156 （宗盟类四、六、委质类）、K200 （宗盟类二） 4 座盟书坑，但K1 和K200 还有写作“ ”（K1：11） 和“ ”（K200： 12） 等见于《说文解字》的“守”，由盟书惯用的“不守二宫”，知前者也是“守”的另一种写法，而《新编》中以“ ”的字形出现，并特地注明“说文所无”。
（K16：3），《盟书》释为“ ”，李学勤先生依河南温县盟书释为“朔”； （K67：4），《盟书》释为“ 晋”， 吴振武先生释为“顷”、美国学者魏克彬释为“岳”，后接“公大冢”； （K179：5），《盟书》释为“尼”，学界有人又释为“化”“北”等，《新编》将这些字归入“存疑字”中，让读者去判别。
由此可见《新编》是多么严谨审慎，实事求是。总之，《新编》在原有的《侯马盟书字表》的基础上，脱胎换骨，无论是从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角度，都为侯马盟书专业研究者、爱好者临摹学习提供最大的便利。这就是我的“百感交集”。
我不懂古文字，用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形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是文盲”，长期研究晋文化，也曾经多次阅读过《盟书》，但这本书版本大而重，不容易阅读，借着阅读《新编》，不免要多说两句，也是初读心得。“ ”
（K67：4），《新编》选了七个字体均出自K67 中，《盟书》的“纳室类”58 片就这一座祭祀坑，盟辞中都有“丕显公大冢”，《盟书》还有一例即著名的“宗盟类一”K16：3，写着“十又一月甲寅 ，乙丑敢用一元□□告于皇君公□□……”，这是一片记有历朔盟辞，未被《新编》选录，查《盟书》“侯马盟誓遗址竖坑情况表”登记此坑还出土了“宗盟类四”37 片，有“ 邦之地”，毫无疑问是“晋邦之地”，保存下来并能够看清楚的有K16：1、K16： 2、K16： 4、K16： 5、K16： 8、K16：9、K16： 12、K16： 13、K16： 14、K16： 18、K16： 21、K16： 26、K16： 27、K16： 28、K16： 29、K16： 30、K16： 31、K16： 33、K16： 34、K16： 35、K16： 36、K16： 37、K16：38 共23 例，这23 例都写作“ ”（K16：12），绝对没有写作“ ”的，可见不可释为“晋”。同理，“ ”也不能释为“出”，因为同片还有“ ”，假如释为“ ”的话，两个“出”字形差异太大。
但也不会是“顷”或“岳”，因为晋顷公之时晋国已经到了“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的程度（《史记·晋世家》），无论是主盟人和参盟人都不会把他奉为“盟神”用来监督自己与别人的；而太岳山从来都没有得到晋国人的重视，晋国重视是“崇山”“绛山”和“峨嵋岭”，而且都有考古发现作为依据。诚然，《史记·赵世家》有两条赵氏崇拜太岳山的记载，但河南温县盟书中有“丕显公大冢”（K1：3211），温县盟书的主盟人是韩氏宗主，报告中认为“可能是韩简子”，尽管韩氏和赵氏是世交，但也不可能去尊太岳山之神，足以证明不是“岳公”。倒是从《盟书》中有“告于皇君公”和“丕显公大冢”，温县盟书中有“丕显公大冢”来看，只能是某位深受晋国人敬重的晋公和晋国的始封君唐叔虞，晋公 铭文“晋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栾书缶铭文“正月季春元日已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虞） ”，栾氏出自晋靖侯，晋公言“我皇祖唐公”与栾书言“我皇祖虞”是一个“皇祖”，而且这两件铜器都与《盟书》同时，就是说“ 公”为“唐公”唐叔虞也有一定可能，具体“唐”字的演变可参考张颔先生的《“剪桐”字辨——析“桐叶封弟”传说之成因》（《晋阳学刊》1990 年4 期）。
带着这些思路和感想，我将重新学习《盟书》，而重新学习的动力是张守中先生的《侯马盟书字表新编》，两本书都放在案头，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也是盟书爱好者和古文字研究者的必读之物了。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11月28日7版）
熟悉张先生的人都知道，1965 年12 月开始的侯马盟书的临摹，是他终身从事古文字临摹事业的起点，开篇之作《侯马盟书字表》便是在临摹了多达八万多字的侯马盟书后编写成的，并成为1976 年出版的《侯马盟书》（以下简称《盟书》）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盟书》是一本考古报告，专业性很强，业内人士使用当然很方便，但喜欢古文字的人读起来却多感不便，因为后者需要的就是侯马盟书的每个字偃仰顾盼的整体结构、点落线飞的笔画特点和收缩自如的运笔方式等。
因为同事们都忙于考古学专业研究，没有几个人操侯马盟书书法艺术的心，这让终生钟爱书法艺术的张先生早就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几乎是孤军奋战，利用参加1994 年秋天举行“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之机，发表论文《论盟书书法艺术》，一针见血地指出：“《侯马盟书》报告出版已近20 年，对于盟书，从历史、考古、古文字学的角度专家们已有充分的研究，而从书法艺术方面，在国内外还只有一些零星介绍，深入的研究、评论、宣传还是不够的，广大书法爱好者包括篆书爱好者对盟书艺术尚缺少认识，学习临摹乃至再创造就更少涉及。当然这种现象的存在，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其中文物、考古书籍专业性强，书价昂贵不便普及也是因素之一。”此后在不同场合，他多次提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包括2013 年初完成《侯马盟书法书传承随想》等。其实他心里早就明白，就是缺少一本侯马盟书“文字编”。因为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他编写的《中山王器文字编》（2011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再以后文物出版社连续分别于1994 年、1996 年、2000 年、2012 年出版了他的《睡虎地秦简文字编》《包山楚简文字编》《郭店楚简文字编》《张家山汉简文字编》，这五种“文字编”，都是以单行本的形式面向社会的，到今天“中山三器”和以上的秦汉简牍作为书法艺术，融入现代社会都已经到了风生水起、方兴未艾的程度，唯独侯马盟书没有达到他心目中应有的地位，有鉴于此，他不顾八十高龄，重新编写了侯马盟书“文字编”。
手捧这本沉甸甸的《新编》，我心里也是沉甸甸的。是什么力量能让这位年迈的老人如此执着，付出年轻人都难以承受的劳动？他说，“文字编的撰写头绪纷繁，费工费时，需经过编制文字索引、编排单字、摘选典型字例等近10 道工序”，历时一年多的时间完成。是责任，是义务，二者都是，又都不是，需要的是一种情怀，一种与侯马盟书融为一体的情怀。这就是我的“一言难尽”。
入选《新编》的有468 个单字，重文3013 字；合文5 例，重文66 例；存疑字27 字，重文15 字。“凡说文已有之字，书眉首列说文篆字，次为楷书释文及盟书文字。说文所无之字，置说文各部首之末，书眉用楷体隶定，盟书文字之下注说文所无”，这是张先生的极尽巧妙之作。之所以“新”，后记中有解释：“一、在体例方面，由以文字笔画简繁为序，改依说文部首为序；二、吸收学界近四十年来新的研究成果，改正一批原误释之字；三、对重文的选录作了扩充，由一千余字增加至三千余字。相信字表新编的问世，能为读者研究侯马盟书提供些许便利。”简简单单三言两语就把一年来的勤奋工作“交待”了过去。还是有明察秋毫的人，李学勤先生在“序”中就说：“不过在我看来，《新编》较之原表，最重要的改进之处，实在于张守中先生所述的第二点，即‘吸收学界近四十年来新的研究成果’，这使《新编》能够达到当前的学术水平，为大家提供更大的便利。”一个“些许”，一个“更大”，将张先生的处世态度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侯马盟书开始公布时，围绕侯马盟书关键的年代、主盟人、分类及关键的“字”所引发的历史事件等问题的争论就一直在进行，说到底就是几个字的释读问题。
（K1：12），《盟书》释为“宗”（以事其宗），黄盛璋先生则释为“主”，这牵扯到盟书的分类，《新编》更正为“ ”，是“主”的另一种写法。
（K156：24），《盟书》释为“质”（自质于君所），唐兰则释为“誓”，《新编》注明“说文所无”；
（K1：8）《盟书》释为“守”，出于K1（宗盟类二）、K88 （宗盟类四）、K156 （宗盟类四、六、委质类）、K200 （宗盟类二） 4 座盟书坑，但K1 和K200 还有写作“ ”（K1：11） 和“ ”（K200： 12） 等见于《说文解字》的“守”，由盟书惯用的“不守二宫”，知前者也是“守”的另一种写法，而《新编》中以“ ”的字形出现，并特地注明“说文所无”。
（K16：3），《盟书》释为“ ”，李学勤先生依河南温县盟书释为“朔”； （K67：4），《盟书》释为“ 晋”， 吴振武先生释为“顷”、美国学者魏克彬释为“岳”，后接“公大冢”； （K179：5），《盟书》释为“尼”，学界有人又释为“化”“北”等，《新编》将这些字归入“存疑字”中，让读者去判别。
由此可见《新编》是多么严谨审慎，实事求是。总之，《新编》在原有的《侯马盟书字表》的基础上，脱胎换骨，无论是从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角度，都为侯马盟书专业研究者、爱好者临摹学习提供最大的便利。这就是我的“百感交集”。
我不懂古文字，用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形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是文盲”，长期研究晋文化，也曾经多次阅读过《盟书》，但这本书版本大而重，不容易阅读，借着阅读《新编》，不免要多说两句，也是初读心得。“ ”
（K67：4），《新编》选了七个字体均出自K67 中，《盟书》的“纳室类”58 片就这一座祭祀坑，盟辞中都有“丕显公大冢”，《盟书》还有一例即著名的“宗盟类一”K16：3，写着“十又一月甲寅 ，乙丑敢用一元□□告于皇君公□□……”，这是一片记有历朔盟辞，未被《新编》选录，查《盟书》“侯马盟誓遗址竖坑情况表”登记此坑还出土了“宗盟类四”37 片，有“ 邦之地”，毫无疑问是“晋邦之地”，保存下来并能够看清楚的有K16：1、K16： 2、K16： 4、K16： 5、K16： 8、K16：9、K16： 12、K16： 13、K16： 14、K16： 18、K16： 21、K16： 26、K16： 27、K16： 28、K16： 29、K16： 30、K16： 31、K16： 33、K16： 34、K16： 35、K16： 36、K16： 37、K16：38 共23 例，这23 例都写作“ ”（K16：12），绝对没有写作“ ”的，可见不可释为“晋”。同理，“ ”也不能释为“出”，因为同片还有“ ”，假如释为“ ”的话，两个“出”字形差异太大。
但也不会是“顷”或“岳”，因为晋顷公之时晋国已经到了“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的程度（《史记·晋世家》），无论是主盟人和参盟人都不会把他奉为“盟神”用来监督自己与别人的；而太岳山从来都没有得到晋国人的重视，晋国重视是“崇山”“绛山”和“峨嵋岭”，而且都有考古发现作为依据。诚然，《史记·赵世家》有两条赵氏崇拜太岳山的记载，但河南温县盟书中有“丕显公大冢”（K1：3211），温县盟书的主盟人是韩氏宗主，报告中认为“可能是韩简子”，尽管韩氏和赵氏是世交，但也不可能去尊太岳山之神，足以证明不是“岳公”。倒是从《盟书》中有“告于皇君公”和“丕显公大冢”，温县盟书中有“丕显公大冢”来看，只能是某位深受晋国人敬重的晋公和晋国的始封君唐叔虞，晋公 铭文“晋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栾书缶铭文“正月季春元日已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虞） ”，栾氏出自晋靖侯，晋公言“我皇祖唐公”与栾书言“我皇祖虞”是一个“皇祖”，而且这两件铜器都与《盟书》同时，就是说“ 公”为“唐公”唐叔虞也有一定可能，具体“唐”字的演变可参考张颔先生的《“剪桐”字辨——析“桐叶封弟”传说之成因》（《晋阳学刊》1990 年4 期）。
带着这些思路和感想，我将重新学习《盟书》，而重新学习的动力是张守中先生的《侯马盟书字表新编》，两本书都放在案头，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也是盟书爱好者和古文字研究者的必读之物了。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11月28日7版）
责编：韩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