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受国内及国际局势的影响，国共关系经历了对抗—合作—合作与斗争并存的演变过程。
第一阶段：九一八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前
这一阶段是国共十年对峙的一部分。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关系破裂。中国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连续对中央苏区发动五次围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到达陕甘宁边区，并建立根据地。蒋介石要求中央军尾随追击，同时命令陕西地方部队杨虎城部联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对陕甘宁边区的红军实施围剿。
.这一阶段的国共关系空前紧张，与此同时，国内局势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伴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面临亡国亡种的威胁，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这也为国共关系走向缓和，创造了有利条件。
西安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转折点
第二阶段：西安事变后—武汉会战结束
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对此予以积极回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国共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结束。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同时也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历史序幕。国共合作抗日的进程加快。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开始。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公开发表谈话，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红军和南方八省游击队相继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序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多地建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开展公开或半公开活动。
在正面战场，国共双方开展了多次协同作战，其中尤以忻口战役为典型。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有效地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军事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国民政府为八路军、新四军发放部分军饷和武器装备，一些爱国将领还为中共领导下武装力量的抗日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从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系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
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遏制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破产，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第三阶段：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结束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华战略做出重大调整，日军将主要兵力从正面战场抽调出来投入到抗日革命根据地，正面战场的军事压力有所减轻，国民党顽固派势力有所抬头。
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国共关系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由全面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抗日调整为“溶共、限共、防共、反共”。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各地大肆制造以“皖南事变”①为代表的反共摩擦事件。此后，国民政府开始取消对中共武装的支持，并取缔部分八路军驻后方办事处，严重影响了国共之间的政治互信，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面临破裂。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各地大肆制造反共摩擦事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及时披露事件真相，积极争取国内民众、国民党左派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在军事上，则坚持抗战，从而避免了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破裂，有利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一阶段的国共关系呈现合作与斗争并存的局面。即在合作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有合作。但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国共合作抗日在范围上不如第二阶段广泛，在程度上不及第二阶段深入，也鲜见双方协同作战的范例。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结束。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演变深受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对于我们今天解决台湾问题，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皖南事变严重损害国共政治互信
注释：
①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史称“皖南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