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展开,各地新出土金石类著作逐渐走俏,受到古史研究者的青睐。今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明、刘呆运、李举纲主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格外引人注目,受到读者欢迎。一来,几位作者都是老考古工作者,有着丰富的隋唐墓葬考古经历。2001 年至2006 年数年间,这支考古队就在西安高阳原发掘隋唐墓葬803 座,出土各类随葬品数万件,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现在发表的113 种墓志。这批墓志出土时间、地点都很明确,绝大多数没有发表,全部是新材料。墓志涉及到很多官员及其夫人,有汉族人、北人,甚至入华粟特人,这批材料的出版,务必给中古史研究带来新的突破。借用发掘者的原话,即“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经验告诉我们,墓志是古代墓葬中最重要的随葬品,不夸张地说,墓志中所蕴含的信息占据整座墓葬信息量的一半以上。有了墓志提供的明确纪年和墓主信息,研究者就能大致脱离‘猜想’‘推测’这些词汇,而将发掘墓葬所获的一切信息真实化、具体化”。新资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地点就出土如此多的隋唐墓志,必然引起学术界重视。
考古工作者整理出版的墓志,带有考古的明显特征,本书也不例外。翻阅该书,最大特点就是考古特点很突出,比如在介绍中,首先注明出土时间、出土地点、墓葬编号、出土位置、保存状况甚至朝向等,然后再介绍志盖与墓志的质地、尺寸、形制、纹饰、字数、字体等信息。颇为新颖的是,每方墓志附有出土时照片,显示墓志在墓中的位置,有的甚至带有墓葬或者随葬品的照片,使读者在阅读墓志时,不但可以闻到考古现场泥土的芳香,还能够获得更完整的墓志相关信息。这种墓地信息,仅掌握在考古发掘者手里,一般人得不到也不会注意这些信息。这种信息对于研讨墓志文字以外的其他方面,都是极为有用的,具有特殊的价值。
这批墓志共113 种,隋代13 种,唐代100 种,时间以书写墓志时间或下葬时间为准,最早者为隋开皇三年(583),最晚者为唐咸通十二年(871),期间共298 年。实际上,隋代墓志记载的志主入仕时间或事迹多为北魏、西魏或北齐、北周时期,因此这批墓志对研究北朝到唐代社会变革来说,都是珍贵资料。这段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杨隋代周、隋唐兴替、贞观之治、武则天称帝、安史之乱等大事,都在墓志中留下或多或少的记载,记录下隋唐由盛转衰的轨迹。
这批墓志多为石刻,也有砖志,也有的为朱书或墨书墓志,有的墓志或志盖上还雕刻各种纹饰。还有些特殊墓志,如106《唐陆逵墓志》,墓志是陆逵的,志盖却刻的是其夫人《唐故河南郡夫人元氏墓志》,而墓志首行却是《唐前德州刺史陆公逆修墓志铭并序》。浏览志主身份,大多数是官员,其次是夫人和官员之妻,再次是官员之女墓志,还有僧人、比丘尼墓志。诸墓志中,韦姓墓志较多,达11方,估计此地为杜陵韦氏家族墓地。墓志是写刻于砖石上的史料,不仅有许多史书不载的信息,而且又有比较完整的世系等,均是研究家族、民间信仰、职官、风俗、民族融合、异体字的重要资料。出土墓志是新材料,许多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往往会因新材料的披露获得解决。细观上述诸姓墓志,字体有隶书、楷书、行书或篆书,是隋唐书法演变的展现。以笔者陋见,其中《隋刘世清墓志》《唐刘某妻卢渠夷墓志》《唐韦虚丹妻李氏墓志》《唐桓执 墓志》《唐李志忠墓志》《唐孟涉墓志》等具备较高书法价值,尤其是《唐孟涉墓志》,为“琅邪颜续书”。琅琊颜氏,世代传习儒学,尤重书法。颜续书法很好,似得颜体真髓,无疑是研究隋唐书法的珍贵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墓志正文后,整理者还有一段按语,或长或短,是针对墓志或志主的考证。有的引用文献,有的参校其他墓志,正史有传的,都用墓志对照本传,互补缺无,不仅为读者阅读理解本墓志提供了方便,而且为研究者提供了进一步深入考察探索的线索。按语虽短,但是并不易写,需要查检大量资料。如七《隋刘世清墓志》按语说:“刘玄(534—592),字世清,生前以字行。《北齐书》卷二 有传。据本传记载,刘世清为当世第一突厥语翻译家,齐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 经》,以遗突厥可汗, 中书侍郎李德林为其序。’”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不熟悉史书,没有一定史学基础,是难以胜任此事的。
翻阅该书,第八方墓志《隋修西魏吕思礼墓志》比较醒目,初看似乎不妥,对照拓片,拓片首行为“魏故七兵尚书汶阳吕候墓铭”。阅读墓志正文,此公乃北魏入仕,后为西魏官员,西魏文帝时转任七兵尚书,卒于西魏大统四年(538 年),与夫人合葬于隋开皇十二年,墓志也写刻于隋开皇十二年。这种情况比较复杂,思虑再三,逐渐体悟编者定此名称用意,是既要依照本书体例,以墓志撰刻时间或下葬时间为准,也要依照志主经历和去世时间,因此将其定名为《隋修西魏吕思礼墓志》。此处使用“修”,应是修撰之意,意思是隋代修撰的西魏吕思礼的墓志。虽然墓志名称出现两个时代,但因果关系非常清楚,没有厚此薄彼。编者用心之良苦,态度之科学,由此可见一斑。
难以避免的是,该书也有瑕疵之处,举例说明,如目录第六十四是《唐韦韦有邻墓志》,翻到正文167页比对墓志名称,是《唐韦有邻墓志》,目录衍一“韦”字。类似还有一二,不再赘述。然而瑕不掩瑜,此书重要性已如前述,是近年难得的一部金石著作。
墓志整理是考古资料整理的组成部分,高阳原共发掘803 座隋唐墓葬,我们期待编者再接再厉,整理出全部出土资料,早日出版考古报告。
![](https://www.66613.net/d/file/p/2024/01-14/5d0a7c8860bfce367152222c17988a3d.jpg)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10月3日6版)
考古工作者整理出版的墓志,带有考古的明显特征,本书也不例外。翻阅该书,最大特点就是考古特点很突出,比如在介绍中,首先注明出土时间、出土地点、墓葬编号、出土位置、保存状况甚至朝向等,然后再介绍志盖与墓志的质地、尺寸、形制、纹饰、字数、字体等信息。颇为新颖的是,每方墓志附有出土时照片,显示墓志在墓中的位置,有的甚至带有墓葬或者随葬品的照片,使读者在阅读墓志时,不但可以闻到考古现场泥土的芳香,还能够获得更完整的墓志相关信息。这种墓地信息,仅掌握在考古发掘者手里,一般人得不到也不会注意这些信息。这种信息对于研讨墓志文字以外的其他方面,都是极为有用的,具有特殊的价值。
这批墓志共113 种,隋代13 种,唐代100 种,时间以书写墓志时间或下葬时间为准,最早者为隋开皇三年(583),最晚者为唐咸通十二年(871),期间共298 年。实际上,隋代墓志记载的志主入仕时间或事迹多为北魏、西魏或北齐、北周时期,因此这批墓志对研究北朝到唐代社会变革来说,都是珍贵资料。这段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杨隋代周、隋唐兴替、贞观之治、武则天称帝、安史之乱等大事,都在墓志中留下或多或少的记载,记录下隋唐由盛转衰的轨迹。
这批墓志多为石刻,也有砖志,也有的为朱书或墨书墓志,有的墓志或志盖上还雕刻各种纹饰。还有些特殊墓志,如106《唐陆逵墓志》,墓志是陆逵的,志盖却刻的是其夫人《唐故河南郡夫人元氏墓志》,而墓志首行却是《唐前德州刺史陆公逆修墓志铭并序》。浏览志主身份,大多数是官员,其次是夫人和官员之妻,再次是官员之女墓志,还有僧人、比丘尼墓志。诸墓志中,韦姓墓志较多,达11方,估计此地为杜陵韦氏家族墓地。墓志是写刻于砖石上的史料,不仅有许多史书不载的信息,而且又有比较完整的世系等,均是研究家族、民间信仰、职官、风俗、民族融合、异体字的重要资料。出土墓志是新材料,许多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往往会因新材料的披露获得解决。细观上述诸姓墓志,字体有隶书、楷书、行书或篆书,是隋唐书法演变的展现。以笔者陋见,其中《隋刘世清墓志》《唐刘某妻卢渠夷墓志》《唐韦虚丹妻李氏墓志》《唐桓执 墓志》《唐李志忠墓志》《唐孟涉墓志》等具备较高书法价值,尤其是《唐孟涉墓志》,为“琅邪颜续书”。琅琊颜氏,世代传习儒学,尤重书法。颜续书法很好,似得颜体真髓,无疑是研究隋唐书法的珍贵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墓志正文后,整理者还有一段按语,或长或短,是针对墓志或志主的考证。有的引用文献,有的参校其他墓志,正史有传的,都用墓志对照本传,互补缺无,不仅为读者阅读理解本墓志提供了方便,而且为研究者提供了进一步深入考察探索的线索。按语虽短,但是并不易写,需要查检大量资料。如七《隋刘世清墓志》按语说:“刘玄(534—592),字世清,生前以字行。《北齐书》卷二 有传。据本传记载,刘世清为当世第一突厥语翻译家,齐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 经》,以遗突厥可汗, 中书侍郎李德林为其序。’”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不熟悉史书,没有一定史学基础,是难以胜任此事的。
翻阅该书,第八方墓志《隋修西魏吕思礼墓志》比较醒目,初看似乎不妥,对照拓片,拓片首行为“魏故七兵尚书汶阳吕候墓铭”。阅读墓志正文,此公乃北魏入仕,后为西魏官员,西魏文帝时转任七兵尚书,卒于西魏大统四年(538 年),与夫人合葬于隋开皇十二年,墓志也写刻于隋开皇十二年。这种情况比较复杂,思虑再三,逐渐体悟编者定此名称用意,是既要依照本书体例,以墓志撰刻时间或下葬时间为准,也要依照志主经历和去世时间,因此将其定名为《隋修西魏吕思礼墓志》。此处使用“修”,应是修撰之意,意思是隋代修撰的西魏吕思礼的墓志。虽然墓志名称出现两个时代,但因果关系非常清楚,没有厚此薄彼。编者用心之良苦,态度之科学,由此可见一斑。
难以避免的是,该书也有瑕疵之处,举例说明,如目录第六十四是《唐韦韦有邻墓志》,翻到正文167页比对墓志名称,是《唐韦有邻墓志》,目录衍一“韦”字。类似还有一二,不再赘述。然而瑕不掩瑜,此书重要性已如前述,是近年难得的一部金石著作。
墓志整理是考古资料整理的组成部分,高阳原共发掘803 座隋唐墓葬,我们期待编者再接再厉,整理出全部出土资料,早日出版考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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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李明、刘呆运、李举纲主编,文物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定价880元)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10月3日6版)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