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您将其与20世纪发现殷墟等量齐观，那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早期文明的认识有哪些重大意义呢？
答：如果说殷墟达到了中国青铜文明和早期王朝文明的极盛，那么二里头则具有开启这个新时代的里程碑的意义。我们把视野在时空两个方面放得更远一些，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二里头在华夏文明史上的位置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在东亚大陆，从大体平等的史前社会到阶层分化、国家形成的文明社会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被中国古代文献称之为“王朝”的夏、商、周三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前，黄河、长江流域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跨地域的共性。这是一个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的阶段，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它称为“龙山时代”（约相当于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左右）。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下限或许可以下延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
这个时代，有人称为“邦国时代”，也有人称为“古国时代”、“万邦时期”等等，意思大致相近，指的都是“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组织共存的时代。这一邦国时代，与王国时代（夏商周三代王朝）和后来的帝国时代（秦汉以至明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的三个大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实体因兼并而从多到少乃至归一，而中心王朝的统治与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史载禹时万国，周初三千，春秋八百，战国七雄，至秦汉一统为帝国。与社会组织――国家的由多变少相对应，其权力中心――都邑则由小变大，有一个从中心聚落到小国之都、王国之都直至膨胀为帝国之都的过程。
其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王国即早期王朝的诞生。从考古发现看，属于“邦国时代”的龙山时代，城址林立。据初步统计，在后来二里头文化兴起的黄河中游地区，已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址就有10余座，面积一般在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但至二里头文化时期，随着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超大型都邑的崛起，各地的城址相继废毁，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应是中原地区从邦国时代迈入王国时代的真实写照。
如果我们用“多元一体”来概括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特征的话，那么从“多元”的邦国到“一体”的王国的转变就发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王国文化的出现，就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文化格局。二里头文化高度发达的文化内涵，以及前所未有的大范围、跨地域的文化吸收与辐射，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由于二里头文化开创性的历史意义，我们称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时代为“二里头时代”（如前所述，目前的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进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终确立）。作为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东亚大陆，只是到了二里头时代，才真正拥有了可以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提并论的文明实体。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因此可以说，二里头时代的出现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问：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文明社会城市遗址，是否意味着国家形态的基本确立？最早的中国应当怎么确定？
答：就我个人的理解，二里头的社会发展高度，已经超出了最原始的国家形态，也就是说它应当不是中国乃至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国家。龙山时代众多规模较小、并存竞争的政治实体中，应当已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国家。前面我们说到，二里头时代首次出现了王国，或可说二里头是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
作为已脱离了“小国寡民”阶段的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地处中原的王国在文化上影响着、可能还在政治上统驭着周边的邦国等政治实体。我刚才用了一个“核心文化”的概念来指称二里头文化，指出它是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也即王国文化。应当说，只有到了这个阶段，包含“中央”、“中心”等含意在内的“中国”的政治实体才正式出现。
说到“中国”，这里还要多谈几句。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它又是以都城的存在为标志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中国”一词在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等。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从这个意义讲，“中国”的出现与东亚大陆最早的王权国家（或王朝）的形成是同步的。
应当指出的是，早期国家在空间上是由若干“点”组成的，这些不同等级的聚居点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形成统治网络，现代观念中划定边境线的国界的概念，那时还不存在。最早的“中国”也仅是指在群雄竞起的过程中兴起的王国都城，以及以都城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实体所处的地域，尤其是它的中心区域。而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王朝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它们分布的核心区域不超出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这一带也就是最早的“中国”。
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这篇铭文把“中国”的最早地望确指为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为西周王朝所青睐，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而营建东都的洛阳盆地，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余个王朝建都于此，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今天，在东西绵延30多公里的盆地中心部，由西向东排列着东周王城、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城、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等五大都城遗址，被誉为华夏文明腹心地区的五颗明珠。其中，二里头遗址就是洛阳盆地这一最早的“中国”区域内的最早的一座大型都邑，是当时的“中央之邦”；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就是最早的“中国”。
问：对于二里头已有的发掘成果，您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车辙痕迹）。这其中，许多涉及“礼”，是否可以说，“礼”在当时已经是作为基本的制度形态？它具体内容有哪些？对中国后世“礼乐文明”的建立有怎样的影响？
答：从考古发现看，二里头都邑所显现的许多制度，都可以说是开中国古代王朝文明之先河。这一文明模式往往被概括为“礼乐文明”。古代中国祭政一体，其规范就是“礼”。“礼”字本来写作“ ”，表示用“醴（酒）”来举行仪式。礼是各个族团以血缘秩序为基础，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而整合出的社会规范。礼与贵族的社会生活相关联，用礼来建立并维系贵族社会的秩序。说到底，礼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范畴，而考古学的直接研究对象则属于“形而下”，只能从礼仪的物化形式来做最初步的探究。当然，对于缺乏当时的文字材料的上古时期，这样的探究手段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从考古学上探讨礼制的起源，主要是从与礼仪相关的宫室建筑和礼仪用器两方面入手。
中国古代的宫室，由王侯贵族等进行日常生活的居室、从事政务和礼仪的宫殿，以及祭祀祖先的宗庙三部分组成。但由于早期都邑没有当时的文字材料的出土，它们是否存在具体的功能或空间的明确划分，其布局结构的发达程度如何，目前还无法搞清楚。这时的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而且也应当是举行各种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可以说，二里头都邑大型宫室建筑具有至高无上的国家政权的象征意义，是君王召集下属从事各种政务、举行各种宫廷礼仪的“朝廷”之所在。二里头1号、2号宫殿由正殿、中庭和门塾等组合而成，其布局结构，与西周时代青铜器铭文和《尚书・顾命》篇所提及的建筑结构基本一致。西周时代成熟的礼仪制度应即起源于此。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它不同于以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为主的其他青铜文明，显现了以礼制立国的中原王朝的特质。在二里头遗址，铜、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表明王权以及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
要之，中国传统的宫廷礼仪，最早是显现于二里头的宫殿建筑和礼仪用器的，它的出现昭示着中国古代王朝的开端。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之规范的“礼制”，大概萌芽于龙山时代，肇始于二里头时代，在其后的商周时代得到整备，战国至西汉时期又作为儒家经典而被集成于礼书。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国教”，这套礼制也被历代王朝所继承。（待续）
（责任编辑：孙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