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在总结淞沪会战败因时，曾谈到：“我军训练远不如敌人，使用同一武器之命中率亦远逊于敌人，步兵对轻重武器因训练不精，不能使用自如”，此种差距，实际上贯穿整个抗战始终。
然则，国军士兵在抗战期间的射击命中率究竟如何?或者换一种不那么准确但更为形象的说法——国军在抗战期间，究竟需要消耗多少颗子弹，才能打死(伤)一名日军?
1、常德会战，国军需消耗500-1000余颗子弹，才能击中一名日军
这个问题，限于资料，很难得出精确答案，但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仍可做到，试举三例：
例一，1943年末，常德会战，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曾检讨称：
第六战区士兵平日“忙于实战不需要之业务，消耗训练时间，以致作战准备不充分”，“各部队之射击教育尚嫌不足，每遇好机不能获得充分歼敌之效，此点从我所消耗之子弹与敌伤亡数之比率即可判断之。”此役，中国军消耗的子弹(步枪、机枪弹)达1700余万颗。
若按国府公布的日军伤亡数据(3万左右)，约500多颗子弹才能击中一名日军;若按日军公布的数据(减员万余)，则需1000余颗子弹才能击中一名日军。
例二，1939年末，第一次长沙会战之赣北战场，据第九战区前敌司令部报告：
消耗步、机枪子弹数：步枪弹989220颗、轻机弹725931颗，重机弹920630颗、手枪弹20214颗，敌军伤亡数：约10100名，据此，约250颗子弹才能击中一名日军，然该报告中的日军伤亡数水分甚大，此战自日军发起进攻始，至日军从容主动撤退终，战场主导权一直操于日方之手，赣北一隅，断不至有伤亡日军万余人之战绩。
例三，1938年，滕县保卫战，据第一二二师代师长王志远(师长王铭章殉国)的报告：
共消耗步枪子弹12万余颗，机枪子弹2.7万余颗，大小快枪及手枪子弹1.7万余颗，“击毙敌共约千余名”，据此，约需160颗子弹，才能击中一名日军。
同样，关于日军伤亡，该报告水分也很大，攻击滕县之日军濑谷支队，总数不过四千余人，若仅于滕县一战，即被击毙“约千余名”，则断无实力继续进至台儿庄，并成为台儿庄之战的日军主力。
上述三例，分属会战、战役、战斗三个层次，自战斗至会战，档案材料所显示的命中率，层层递减。
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基层战斗单位的汇报，在毙伤敌军数据上，水分颇大;上级单位统合数据后，若不设法挤出相应水分，甚至可能出现日军伤亡数目超出其总投入兵力的怪事，弹药消耗层层累加，日军伤亡层层挤水，射击命中数据自然层层递减。
2、抗战八年消耗步机枪子弹18亿颗，约计每3700颗杀死一名日军
概而言之，自1937年7月，至1946年1月，抗战期间，中国军各部队，累计至少消耗弹药(仅包括步枪、手提机枪、轻机枪、重机枪子弹)18.2亿余颗。
另据军政部部长陈诚披露，抗战期间，国军“毙伤敌人二百余万”;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则谓：日本陆军伤亡2418528人(其中死亡483708人)、后勤部队伤亡340000人、空军伤亡4280人。
日本厚生省1956年的调查数据则显示，从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在中国关内战死40.46万人，不过，上述战死者并非全然死于战斗，日本史学家藤原彰曾参加侵华战争，据其亲历及研究，有相当部分日军死于疾病。
换言之，即便以何应钦所提供的数据而论，抗战期间，中国军亦须消耗600颗子弹，方能击中一名日军;需要3700颗子弹，方能杀死一名日军。
值得一提的是，据何应钦的统计，国军弹药消耗，以1937-1938年间为最烈，至1938年12月，已消耗步、机枪子弹7.2亿余颗，占总消耗约五分之二左右，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此一时期，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均属前后参战部队达百万上下的超级会战，消耗甚巨。
1939年之后，因弹药库存耗尽，且弹药补充能力极为有限，国军弹药消耗量骤减。
以国际采购而言，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国府自苏联、瑞典、德国、比利时等国，共购进步、机枪子弹约4.6亿颗，虽远不足以弥补战场上高达7.2亿颗的巨大消耗，但仍属可观。
1939年之后，因欧战形势变化，自德、苏等国购入弹药的途径断绝，美国转而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武器援助国，但数量远不能与1939年之前相比——自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美国援华步、机枪子弹，仅2.14亿颗，其中1.64亿颗被史迪威拨交给了印、缅中国远征军，以满足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中国国内部队仅得0.5亿颗。
如此，自不难理解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公开抱怨：“中国军队自与盟国联合作战以来，所得援助之实际数量，几不足供英美军一师作战一星期之用。”
事实上，此一时期，中国军队的弹药供给，主要仰赖自制，具体到步、机枪子弹，1939年生产了约0.88亿颗，1940年生产了约1.14亿颗，1941年生产了约1.20亿颗，1942年生产了约1.40亿颗，1943年生产了约1.44亿颗，1944年生产了约1.54亿颗。
